驶过那个禁区时，我第一次看见切尔诺贝利“石棺”。那是1997年5月，一个明朗的春日，那个破碎的工厂是一个阴森恐怖，却令人着迷的存在，而在3号反应堆的控制室里呆上几天会把人吓到发抖(它依然运行着)——它是已爆炸了的4号反应堆的整整两倍大。来自1986年那场悲剧的放射性沉降从工厂出发传播到如此之远，以至它引发了一个结论：一场核事故无论发生在哪里，都等于发生在了全世界。再没有什么工业基地能向整个环境和亿万人口散布这样的毁灭性威胁。
很多可靠的研究都将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归因到了事故发生当时苏联核工业内部的安全文化。一家培育注重安全的积极态度和行为的工厂会鼓励员工去问问题，并且严格而审慎地去对待其工作的所有方面，它促进一线工人和中层以及高层的管理部门之间进行开放性的沟通。苏联的安全文化在这些方面有所缺乏，使得危险的行为得以可能实施。
25年来我在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地方对于核安全的研究让我相信，类似的文化缺陷也存在于福岛第一核危机的背后。当然，这场灾难唤醒我们应该关注大地震和海啸带给任何核电厂的危险。然而，在这场事件中，对于随后发生的人为的灾难，自然灾害看起来扮演了一个触发者的角色，这人为的灾难至今影响着数十万的人们。根本的原因是在日本松弛的甚或是不存在的管理监督，以及在工厂的管理者东京电力公司(TEPCO)内部无效的安全文化。
对于日本核工业，或是强大的促进着核能的经济贸易和工业部门，日本的核监管机构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TEPCO有着一段忽视安全的历史，并且在最近公开了一份对于福岛的海啸灾难的有错误倾向的评估中发现，他们很明显地低估了其中的风险。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尽管计算机化和自动化的程度在提高，人工操作将依然掌管着核电厂日常的控制、监视、和维护。我们应该从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学到，这个全球性的行业必须为更高的通用安全标准以及其成员和监控者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努力。这些工厂的安全越过了国境线，并且在公众的眼中从未如此重要过。我们能够比切尔诺贝利或者福岛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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