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百年受赠文物

学生考试，授法科举人，签分法部，以七品小京官在制勘司行走。见知于该部侍郎沈家本。民国成立，改任司法部佥事。1914年应聘兼任清史馆名誉协修。1928年政府南迁，解职。嗣后，除一度出任广东法官学堂监督外，长期息影京华，以鬻文、著述为业。1946年，张伯桢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将珍藏的康有为、梁启超书牍墨迹与有关袁崇焕的文物以及齐白石等名人的字画共1300余件，捐赠给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80年》，内部资料，1992年，第40-41页）。张伯桢先生是民国时代捐赠文物数量最多的人士之一，这些文物有些是其交游玩赏之物，有些却是先生一生经历风云沉浮的真实痕迹。先生尝自铭其生圹日：“嗟我身世，有如落花，纵化作泥，犹护中华。”（张伯桢《簧溪年谱》，稿本）爱国之忱，情见乎辞。史海如烟，如今这些遗物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永恒的收藏品。

此时期社会局势动荡，经历军阀混战、日寇劫掠、解放战争，国立历史博物馆在风雨飘摇中艰难生存。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历史博物馆共接收私人捐赠约41人次，关于捐赠文物的数量，由于历史原因，资料有限，难于统计。

第二阶段：1949年3月至1966年

1949年之前，由于长年战争的破坏，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民国政府要求包括历史博物馆在内的诸家文物保管单位奉命准备南迁。面对紧张局势，为防患未然，历史博物馆将一部分重要文物分装十箱，秘密保存于北平浙江兴业银行，另一部分重要文物15727件，则分四批南迁到上海、南京。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发展，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文物保藏单位所藏文物精品运往台湾（李守义，《民国时期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概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再加上沦陷时期，日伪军对我馆馆藏文物的劫掠。至1949年1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文物由215877件锐减至39592件（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80年》，内部资料，1992年，第40-41页）。新中国成立时博物馆百废待兴。这时，除了政府拨交文物、充实藏品之外，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收藏家、专家学者，普通人民大众和外国友人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局稳定，文物征集与保管、陈列展览与研究等各项工作，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馆藏文物逐年增加，至1959年，馆藏文物增加到近二十万件。这一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有如枯木逢春，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博物馆事业。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日，“北平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1954年5月2日和20日，毛泽东主席两次亲临午门历史博物馆参观“全国基本建设中出土文物展览”，这无疑给历史博物馆工作以极大的肯定和鼓舞。许多领导干部也来历史博物馆参观，并捐赠文物。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董贤琮，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他非常关心博物馆事业，在百忙之中经常参观历史博物馆展览，并于1951年、1965年分别捐赠明代赵南星铁如意、赵南星夫妇诰命和清代陈资斋海图图卷等文物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中赵南星铁如意（图三），长51.5厘米，柄宽2.8厘米。为四瓣花状如意头，柄上正面中有棱线，两侧有错银小篆铭文各一行，“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自折，维君子之器也，赵南星”。相传东林党人各有一柄，其用意是预备痛击魏忠贤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刘伯承、郑振铎、章乃器、林伯渠、钱俊瑞、王冶秋、邓拓、黄克诚等领导人也都捐赠了文物给历史博物馆，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著名收藏家、专家、学者及知名人士

相比于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觉醒与民族意识而做出的捐献义举，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由于公有化观念深入人心，国家、集体利益无限高尚的意识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许多人无私无偿地将手中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时期的捐献者除了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之外，涉及阶层非常广泛，博物馆每年都接受大量的捐赠文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际，为支持中国通史陈列展览，掀起了捐赠热潮。无论文物收藏家还是普通群众，出于对新中国真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期望，纷纷踊跃地将收藏的文物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有的收藏家还多次捐赠，文物价值不可计量，可敬可佩。我馆馆藏钱币，就是在那个时代有了基本完整的体系，当时社会收藏家所捐献的古钱币几乎囊括了各个时代，精品举不胜举。

贺孔才（1903—1952），名培新，字孔才，河北武强人。1913年，贺家在北平积水潭畔建藏书室。1949年3月25日，贺孔才将家藏的自乾隆嘉庆年间收藏的图书、文物分别捐给北平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此专门颁发了通令嘉奖：“本市贺孔才先生于解放后两次捐出其所有图书、文物，献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贺先生忠于人民事业，化私藏为公有，首倡义举，足资楷模，本会特予嘉奖。”本馆为此举办了“贺孔才先生捐赠特展”。

张钓孙先生生于1923年，曾亲赴巨鹿考古，著有《巨鹿宋器丛录》一书。他将巨鹿县出土宋元瓷器17件捐赠历史博物馆，这批瓷器凝聚了他的毕生心血，多为其书所著录，非常名贵（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捐赠文物集草》，长城出版社，1999年）。1949年4月1日张钓孙捐赠文物1680件给历史博物馆。

其后个人捐献文物的还有霍明志、尹达、王冶秋、范文澜、徐悲鸿、裴振山、黄镜涵、沈从文、启功诸先生，捐赠文物达16962件。我馆为此举办了《新中国人民捐赠文物展览》和《新收文物展览》，以表彰他们的捐赠义举。

1950年史思齐先生捐赠48件文物给历史博物馆。史思齐不是本名，而是名号，取“见贤思齐”之意。他是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的著名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的父亲。史思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3岁闯关东“学买卖”，依靠诚实可靠、吃苦耐劳，终于闯出了一番名堂，财力日渐丰厚。史树青先生8岁跟父亲到北京，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1947年到国立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从此便与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他在博物馆界的辛勤耕耘之路（海国林、夏玫云编《斗室的回忆——史树青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新中国成立后，史树青和其他同志一起受命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他负责文物藏品征集保管工作，并担任明清陈列组副组长。先生一生过目文物达一百余万件，经先生之眼甄选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纷纷走进了博物馆。1954年史树青将其上中学时从旧货市场买的“邱逢甲行书七绝诗轴”（图四）捐赠给历史博物馆，其后又分别与1955年、1958年、1959年、1961年捐赠了大量文物，其中不乏精品、珍品。

1956-1961年，罗伯昭，沈子槎、康际武、张开济、杨铭修、刘文焕、张华联、李广廉等钱币收藏家先后捐赠珍贵钱币3.3万余件。其中罗伯昭先生分别与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多次捐赠钱币、铜器等类文物给中国历史博物馆，钱币达15432件，一级文物达193件之多。其中战国“四戔”平首平肩连足布、十国“天策府宝”大钱、大明通行宝钞肆拾文票等传世极少，实为罕见珍品。“四戔”平首平肩连足布（图五）为战国中晚期楚国铸币，长8.7厘米，足宽2.1厘米，小方足，布面铭“四戔”，背文“当忻”，两枚连足布充一忻，此布未及錾开便流入市场，行用时间短暂即告废止。“天策府宝”大钱（图六）始铸于十国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为罕见的鎏金钱，直径4.4厘米，圆形，方孔，“天策府宝”四字旋读，真书而见隶韵，光背无文，铜质浑厚，边廓坚挺，极为精美。

沈子槎捐赠钱币3863件，一级文物80件，其中春秋无字平肩桥足空首布、三国“大泉五千”方孔圆钱、南北朝“大夏真兴”方孔圆钱等传世稀少，极为罕见。无字平肩桥足空首布（图七）是春秋早期出现于周、晋等地的金属铸币之一，由原始布直接转化而来，此布长13.3厘米，肩宽6.7厘米，足宽7.8厘米，形质轻薄，銎较短，平底弧足，空首不延伸到币中央，四周有郭，面、背无文，中线隆起。“大夏真兴”方孔圆钱（图八）始铸于南北朝夏真兴年间（公元419年-424年），此钱直径2.3厘米，圆形，方孔，“大夏真兴”四字旋读，真书又含隶意。“大夏”为国号，“真兴”为年号，开创了国号、年号同铸于币文的先例。

康际武捐赠钱币3315件，其中一级文物31件。张开济捐赠钱币4305件，刘文焕捐赠钱币2859件，杨铭修捐赠钱币1016件，张华联捐赠钱币931件，李广廉捐赠钱币785件。这些文物丰富了馆藏，构筑了馆藏钱币体系，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此外还有傅忠谟、李文信、唐兰、朱启钤、谭敬、叶叔重、张次溪、樊尔乾、王书庭、陈仁涛、周庆岐、张勉之、钱稻孙、孙鼎、冯友兰、郑家相、傅惜华、陈大年、夏衍、章伯钧、张少铭、关瑞梧、戴葆庭、侯外庐、向达、乔六易、张伯驹、邓以蛰、董纯才、商承祚、关祖章、乐守勋等先生捐赠文物给历史博物馆。

（三）普通群众

历史博物馆是爱国教育基地，1949年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派尹达、王冶秋接管历史博物馆后，就本着“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建立新的历史陈列，使博物馆成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教育机构”原则，举办了一系列展览。尤其是“新中国人民捐赠文物展览”“新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和“通史陈列”的展出，引起轰动，人民大众纷纷前来参观，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高涨，纷纷向国家捐赠古物。还有一些农民、学生、工人将其收藏或捡到的文物寄来捐赠，东西不一定好，但精神可贵。宣化地质学校水文、工程地质117班学生张廷便是其中之一，他捐赠的石斧、铜箭镞就是在村东的河谷和地里捡到的，然后热心地捐赠给国家，以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

北京市民周德蕴、丁淑贞女士分别捐赠大量家藏铜器、书画及明清瓷器，工艺品等。瓷器中有不少官窑制品，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纹盘、弘治黄釉碗、隆庆青花云龙纹缸都极富历史艺术价值。其中丁淑贞女士捐赠的隆庆青花云龙纹缸为大型官窑器（图九），高35.6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52.5厘米，烧制和保存都极不易，弥足珍贵。

（四）爱国华侨、华人和国际友好人士

长期以来，许多爱国华侨、海外华人和国际友好人士关心中国博物馆事业，捐赠许多重要文物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他们关心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竭尽所能，或积极提供各种文物线索，或不惜重金购买文物捐献，其爱国精神令人敬佩。其中，1952年京都不言堂主人坂本五郎先生捐赠了南宋花式漆盘。1960年新西兰路易-艾黎捐赠了义和团时期的旗帜和服装。1964年旅居印尼华侨谢政邻先生捐赠了传为当地纪念三宝太监郑和的祭典之器“三保公铁矛”。1966年日本陶瓷专家东京小山富士夫捐赠了伊朗沙布尔出土的宋龙泉窑瓷碗及日本镰仓海岸出土的宋元瓷片。

此外，中国历史博物馆职工也同社会各界人士一样踊跃捐赠文物，如马非百、佟柱臣、姚鉴、傅振伦、韩寿萱、李锡经、沈从文、龙潜、宋兆林、董德义、杨宗荣、李石英、杜永镇、王慈民等先生。

这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博物馆共接收私人捐赠约315人次，接受文物近6万件，是我馆历史上接受捐赠人次最多、规模最大、文物品质最高的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1976年至今

十年浩劫，许多收藏被抄没，“文革”结束后物归原主，不少藏家自愿将返还文物捐赠给历史博物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化事业日益开明、博大，一些社会人士以将家藏文物捐献给高档次的博物馆为荣耀。同时，我馆为修改中国通史陈列向社会广泛征集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出现了捐赠高潮。此一时期，虽然从捐献人数和受捐文物情况来看，都不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数量多、品质高，但毕竟柳暗花明，为下一阶段馆藏文物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1976年何真、刘文林、杨戴文捐赠书画156件。1977年陆智元捐献古钱币、纪念章2569件。唐兰夫人张筠晶、叶恭绰之女叶崇范等都遵先人遗命捐赠文物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遵先人章乃器先生遗愿捐献瓷器、玉器等文物1124件。章乃器（1897—1977），原名间埏，改名为乃器，字子伟，又字金峰，青田东源（今小源）人。近代史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8年底，受毛泽东邀请，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是出任政府要职，做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和第一任粮食部部长。1954年捐赠汉代彩陶给中国历史博物馆。1981年其子章立凡先生按照其遗愿将家藏的珍贵文物又捐献给历史博物馆，其中唐代双鹰猎狐纹铜镜、清乾隆粉彩菊花纹灯笼尊都是馆藏精品。

济宁孙照先生落实政策后，诸物退还，仅古书画就达150余件，1982年其子女念台、念增、念坤先生将书画悉数捐赠，其中元代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卷》、元代倪瓒《设色山水水竹居图轴》、明代文微明《真赏斋图卷》等，皆为罕见精品。

著名收藏家苏宗仁先生收藏的一方北宋“百一端石砚”（图十），是宣和年间内府旧物，砚背鸲鹆眼大小的长短柱101枚，为古今端砚中所未见。此砚经抄没退还后，苏宗仁先生已去世，1986年其子苏燕孙等遵先生遗愿，捐赠本馆。

198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来分校教授简慕善先生捐赠了康有为行书大同书四屏。1998年日本淑德大学教授西林昭一先生捐赠了明代遗民戴笠在日本所书自作诗轴。2000年，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捐赠五代贴金彩绘武士石刻（图十一）一件。这些文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很多珍贵文物发挥了其作用。

（二）

2003年，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过三年的改扩建工程，2011年正式开馆，成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文物藏品也达百余万件，翻开了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崭新的一页。当经济发展与民族独立已经不再是悬念，整理文化遗产、确立本民族文化定位便被提上了时代的日程。一股文物收藏、鉴赏与文化交流的社会潮流蔚成风尚。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博物馆与社会人士的互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

2009年9月，正值新中国60周年大庆之际，当代著名古人类学专家韩康信先生将其早年收集的四具古代人工穿孔（开颅术）人头骨标本（图十二）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康信先生说：“我之所以将这几具头骨赠送国家博物馆，是想在我研究结束后给它们找一个能长久保藏的地方，使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归属。它们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穿孔头骨，时代那么早，数量又那么少，究其意义不亚于古代的青铜、玉器之类的文物，是值得珍藏的。”

韩康信，1935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祖籍江苏镇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1962以来，一直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的鉴定及种族形态的生物测量学研究。在研究工作中，韩康信先生接触了大量从各地古代墓地出土的人类遗骸（韩康信、谭婧泽、何传坤：《中国远古开颅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协助青海考古队鉴定出土人骨时，发现有穿孔现象并加以收集。此次捐献的这四具头盖骨正是那时收集的，韩康信先生说，当时他不了解头骨上的穿孔是如何形成的，将它们搁置了好多年。后来在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又不时发现一些穿孔头骨，从此便注意搜集和查阅国外有关资料，逐渐意识到这些标本很可能就是我国古代原始开颅术的实物证据。通过长期的坚持和不懈的努力，韩康信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终于用自己的发现和研究从考古学和人类学上揭开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医学脑外科手术）史上长期以来的一个未解之谜。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远古人类在医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了解中国脑神经外科手术的起源与演变历史，并使今人对远古人类的生活状况和文化活动有所认识。中国远古开颅术的发现和研究，为我国人类学、考古学、古代医学及原始文化的传承关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物证据和科学信息。

2011年，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先生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新石器时代半山、马厂、辛店文化时期的彩陶100件。郭炎先生从国外花重金购买据传是秦公墓出土金甲片2件，通过国家文物局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他们举办了捐赠仪式。

他们的捐献显示了公众人士对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信任和对其文物保护、展示和研究等专业工作的嘉许和信心。托付之重，也显示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后文化事业的信心与热忱。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共接受私人捐赠约270余人次，接受文物捐赠6000余件。

社会捐献代表了国家、文化与社会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的路程，每个阶段值得铭记的历史内涵，都凝聚在一次次捐献义举中。俱往矣，捐献者始终未变的文化使命感，与他们留下的藏品一样，值得我们永远珍藏、瞻仰。他们的仁心义举，我们将永远铭记。

（责任编辑：阮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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