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通过《物种起源》告诉世界：自然从创始以来，始终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主导生命演化的唯一因素是遗传定律，而不是无所不能的造物主。人类并不那么高阶，和狐狸猴子猩猩一样，都是演化的产物。
书如其名，卡尔·齐默的《演化的故事》讲的是演化。所谓演化，不外乎生命的进化。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陆地、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从爬行到直立，生物始终向着高阶化、多样性的趋势转变。而在转变中起着决定因素的是自然。大自然以其风霜雪雨、雷火闪电、地动山摇屡屡破坏着看似和谐的生存环境，将动物逼入绝境，逼迫它们改变原有的外形、食粮、生存习性。于是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生物因此消亡，另一部分侥幸活下来，将新的基因、新的身份遗传给下一代、下下一代，最终成就了一个全新的物种。
这就是进化说。要讨论生命的进化，如何绕得开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作为生物领域内颠扑不破的真理，进化论的先验性毋庸置疑。身为科普作家的齐默，向来以传递科学新知为己任，这一特性决定了他的写作不会有太多匠气。相反，他更愿意讲讲故事，就像眼前这本《演化的故事》。齐默的态度很明确，作为承接先贤巨大成就的后辈，他从来不曾怀疑达尔文的地位。为了表达他对自然选择观的敬意，《演化的故事》就像一种回顾。齐默一边重温地球40亿年的生命之旅，一边用现代科学的诸多理论重新阐释达尔文学说的先验性。
在解读演化之前，还是让我们把目光拉回故事的开始。19世纪，随着航海技术的日渐更新，世界版图日益扩大，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地质新发现不断冲击陈旧的思想，越来越大的海外殖民地总在刷新短少的见识。在大开眼界的同时，学者们不再愿意相信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世界与人类的神话，转而去质疑固有的观点。比如，他们居住的这颗蓝色星球究竟是不是像《创世记》里所称诞生于公元前4004年？至少，在断崖表面取得的贝壳化石、海洋生物的存在痕迹总在提醒他们，地球并不如传说中那么年轻，人类自己也不是泥土捏成的玩意儿。
出于对生命源头的狂热探索，19世纪30年代的科学家纷纷专注于自己的家园。可惜的是，由于掌握科技的局限性，当时人们对地球的探索仅仅停留于“这是一个温暖的星球”之类的粗浅认识。相对于地质学的裹足不前，生物学的研究倒是高歌猛进、好不热闹。当时的欧洲流传着太多匪夷所思的高论。比如德国科学家奥肯就坚信进化始于管状物。在经历软体动物、蜗牛、昆虫、鱼、爬虫等诸多身份转化后，微小的管状物终于进化成直立行走的人类。法国生物学家圣伊莱尔一口咬定人类的祖先是水里游来游去的鱼，因为人类胎儿发育早期有着和鱼一样的鳃裂。
显然，此类高论背后潜藏着同样的前提：人类是造物主的恩宠，是自然发展的巅峰。再者，早期的生物学家缺乏足够的田野调查，总是在实验室里臆测生物的演变，总是过于天真，将复杂的进化归结为简单的线条，就像食草动物吃草、食肉动物吃肉一样。但科学毕竟不是假想，永远需要严密的推论、反复的考据作为佐证。今天，我们很容易觉察到当时人的异想天开，只是彼时限于条件不得而知。幸好，达尔文并不像他的同辈那么天真。1831年10月，22岁的他以“非正式的博物学家”的身份，登上小猎犬号，辗转来到南美。在被潘帕斯高原的黑虫子咬过之后，在被智利大地震猛烈撞击之后，达尔文形成了他的自然观：5年间，他带回英国的不仅仅是各种远古动物的化石、鸟类的标本，还有他初具雏形的自然选择论。
22年后，《物种起源》应运而生。达尔文告诉世界：自然自诞生以来，始终在不断变化。主导生命演变的是遗传定律、自然法则，而不是无所不能的造物主。人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高阶，和狐狸猴子猩猩一样，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产物。同时，在达尔文看来，每一个物种的产生都不是简单的转换。生命进化之路，从来漫长而曲折，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同样，生物之所以呈现出今天的模样，乃是经过自然界无情的筛选，坏的被去掉，好的留下来。他曾在《“小猎犬号”之旅的研究札记》一书中记录了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芬雀。粗粗看来，这些雀儿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很快，在辨其形体、观其习性之后，动物学家轻易地从形状各异的鸟喙上看出了端倪，并根据体型将之分别命名为“大型地芬雀”“中型地芬雀”“小型地芬雀”和“鸣禽雀”。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如此邻近的几座岛屿上，竟会有四种不同的芬雀？
常识告诉我们，改变始于自然选择，也始于基因突变。毕竟，家园并非恒定不变。为了生存，动物必须不断迁徙，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食物，不断形成新的特性，再将其遗传给后代。千年过后，则有了截然不同的新物种。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同一种鸟儿从北方飞到南方，随着温度、湿度的改变，餐桌上的食物也有了不同。吃着南方虫子的鸟儿逐渐长大，生就一副南方的胃肠，与它在北方阳光下飞翔的同类相比，终究有了一些不同。达尔文用他著名的“生命树”来阐释这种改变。就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原生种群的后代不断分支出不同的谱系，形成各自的枝叶。渐渐地，大树越发繁盛，枝叶与枝叶之间、枝叶与树干之间，也就有了细微的差别。
同样是加拉帕戈斯芬雀，习性的不同造就品种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不是为了差异而差异，而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大自然正是最优秀、最地道的育种者。“它可以改变每一个内脏器官、每一种体質上的细微差异”，甚至于“整体的生命机制”。同时，在“适者生存”之外，“优胜劣汰”也在扩大物种间的差异。毕竟，自然界绝非一团和气，海啸地震、山川崩裂、气候突变，总在蚕食着动物的居所和脆弱的生命。此时，只有具备优异特质的生物，才能逃过劫难，将优良的基因传下去。“两个类似物种经过竞争之后，通常一方会灭绝，因此现生动物只是所有曾经存在过的物种经过分散筛拣后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看中生代的恐龙。6500万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在自然博物馆里远远遥望它们巨大的骨骼化石，却不知道它们身高几丈、体重多少。始于奥陶纪、终于白垩纪的剧变来势汹汹，这些巨无霸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迅速走向毁灭。还好，善飞的小型恐龙躲过一劫，活了下来，成了鸟类的祖先。这应该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最佳例证了。如此，演化塑造了一切，也改变了一切，从冷冰冰的病毒到天才的大脑，都难逃自然法则的掌控。不过，达尔文的论断固然精妙，也只是大胆的猜测，缺乏可靠的实证。幸好，我们还有科学。20世纪堪称科技爆炸的年代，同位素的应用、DNA的出现，终于将地质学、生物学研究推上了新的台阶。1924年，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发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化石，再次证明“进化之父”达尔文所言不虚。
然而，《演化的故事》终究不是《人类简史》。和达尔文一样，有关人类的过去，齐默着墨不多。显然，他忧心的不是同类的走势，而是自然的演进。如达尔文所说，在自然法则面前，人类只是低能的小孩。“我们看不见正在进行的这些缓慢地变化，直到光阴的洪流刻画出久远之间隔。”回顾地球历史，不难发现留给人类的篇章实在少之又少。蓝色星球诞生于距今45.5亿年前。38.5亿年前，行星撞击地球，以致海水沸腾，部分微生物被摧毁。然而，和今天的细菌一样，微生物具有强韧的生命力。等到雨水再度注满海洋，生命又开始了它的繁衍生息。可知的演变发生在距今5亿年前，地球上第一次有了藻类；4.5亿年前，蜈蚣和无脊椎动物开始了它们的探索；3.6亿年前，有了最初的森林，海岸泥沼间偶见最早的脊椎动物。
不得不说，圣伊莱尔还是说对了一点。最初的生物的确来自海里，但并不意味着鱼就是人类的始祖。直到60万年前，灵长类里才走出了“智人”，宣告着人类始祖的诞生。很多时候，这姗姗来迟的两脚无毛动物，肆意妄为，破坏生态、荼毒生灵，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其他物种的灭绝之上。齐默痛心于人为的灾难，甚至猜测，是不是只有等到人类从地表彻底消失，自然界才能重现它的平衡。今天的世界环境恶化，原始森林已难觅踪影，有多少动物步上了恐龙的后尘，成了自然博物馆的馆藏。所剩不多的一些珍稀动物，也和大熊猫一样被圈禁在指定的狭小区域内，享受着“活化石”的待遇。
那么，在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自然选择论是否过时？读罢《演化的故事》，不难找到齐默的答案。可以说，达尔文终究还是赢了。今时今日，丛林法则仍在施加着它的影响，仍在演绎着优胜劣汰的活例。生活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芬雀，一直在努力适应着环境：旱灾之年，鸟喙变大；洪涝过后，鸟喙变小。为了能够在浓重的工业煤烟里生存，英格兰的蛾子不声不响地改变了翅膀的颜色。
或许有一天，进化将再次被提上日程：几千年后，人类应该会迎来他的新亚种。为了抵御日益浓重的雾霾，新一代人或许会长出与先人不同的超大鼻孔。而这不正是“进化”，不正是“适者生存”吗？——但愿，这不过是“脑洞大开”的猜想罢。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