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把《七家诗选》（语文出版社2017年7月增订版）寄给上海友人戴逸如，他来信告知：“一翻《七家诗选》，巧了，正好翻到流沙河《电车上的小姑娘》。我读到此诗时刚上小学一年级，居然如烙印般记住了，而作者名字在那个年纪是不会去特意留心的。半个多世纪一直记得这首诗，却一直不知作者，以为是无名者之作，并不曾去追究，今天才邂逅谜底，很是高兴……”
我把老戴读诗忆旧的惊喜，转告了吴茂华，请她读给沙河听，她很快回复说：“遵嘱读与他听了。沙河说谢谢戴先生并说他与你认识初见，你也是提起此小诗，那时还是有轨电车。”
这首《电车上的小姑娘》，1956年5月4日写于北京，当时他在位于北京市交道口东大街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即将结业，这前后还写下《我栽一株白杨》《小院夏天》，留下这个春夏之交的一段风景，和他舒畅愉悦的心情。可能他乘坐有轨电车时，看到一个小姑娘在喧嚣拥挤的车厢里默默读一本书，由此生发出一幅充满阳光的画面来。他以兄长之心，发现“一株嫩苗正在成长”，就像他在小院窗前发现邻家的葡萄藤“带须的嫩尖”，以及太阳透过青叶洒下的绿光一样。
说到《电车里的小姑娘》，能够让大小读者记住，总有缘故，不是像老先生自责的“那时，头脑简单嘴巴甜”那么简单。我自己也记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学国语课本上读过的诗（如“讨厌顽皮牛蒡草，沾人鞋袜沾人袍”等），烙在童年心里的，也是不知作者是谁，后来忽然发现，原来是叶圣陶（绍钧）写的。流沙河这首诗，的确一样能印入孩子心里。
流沙河从北京回四川路上构思的那首散文诗《白杨》，就是他对当年4月《我栽一株白杨》里那株白杨的期待吧？
谁能料到，当这首《白杨》作为《草木篇》咏物组诗的头一首刊出在1957年1月1日创刊的《星星》诗刊后，这条刚刚流向世界不久的流沙河就被阻截断流了。
在1957到1966的九年中，人们看到了沙河在人前忍辱负屈，低眉埋首，却不知道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在劳役余暇苦读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四书五经、中國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唐宋明三朝的野史笔记、古汉字学。尽管一时“报国无门”，他却一心不二地充实自己，磨砺自己。一条失去了河道的流水，却在形同干涸的困窘中，千方百计地为明天蓄积着水量。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静水流深”。
这为他以文弱之身度过“十年动乱”，更在其之后以厚积薄发的从容姿态重出奠下基础。
先是流沙河改道流向金堂故园。在锯齿啮咬的岁月里，70年代中期断断续续写下了《故园九咏》。真的，“歌诗合为事而作”，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条河深处潜流着的悲欣交集：忆读契诃夫之乐，记一个读书人告别契诃夫之悲；还有儿女情长，携儿上工场服劳役，却又不免苦中作乐之情……
远在20世纪30年代东三省失陷后，写过《没有祖国的孩子》等抗日名篇的文学老人舒群，80年代偶然读到《诗刊》从《故园九咏》中选发的《故园六咏》，不禁老泪横流。这些情境绝似他和妻子儿女在那动乱十年中的际遇，流沙河写出了他心中所有、笔下所无，他感动，他写信对流沙河表示感谢和慰问。他的信寄给严辰，严辰让我转告了沙河。
在整个80年代，沙河不仅写诗，还编诗、评诗。那时他的身体由于长期摧残，病弱得厉害。我们邀他去黄山脚下的屯溪开一个谈诗说艺的“神仙会”散散心，他围绕着诗的话题，侃侃而谈，了无倦意。但我们结伴登山时，他却说，山他上不去了，他留在山下等我们。原来他带着大摞的作业，是正在写的关于台湾诗人群的评论。他就是这样孜孜矻矻。不过，为安全计，他不上山也罢。我们登上了鲫鱼背，他也写出了小高峰。
后来某年我们同游绍兴、杭州、德清，他的游兴不衰，谈锋更健，一路上体察入微，对生活、对自然，总之对世界充满好奇和关切。言谈之间我才发现，他的渊博不仅来自书本，这才是他所以读书极多极广极杂，但与人们讥评的“书袋子”“两脚书橱”迥然不同。他属于胡适说的“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之列。
我北京生，北京长，几十年了，但写不出“京味（儿）作家”笔下的“京味（儿）”来。拜读流沙河写老成都的“芙蓉秋梦”，如数家珍，不能不在佩服的同时，心生疑窦：“这许多书本以外的学问，他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积累起来的？”
若是说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可以得之于读《诗》读《尔雅》乃至读《本草纲目》，那他对人情世故的熟谙，又是从何而来？我想起有不少老一代师友就是这样，如剧作家“好汉”吴祖光，从他的剧本中，你看他对笔下的坏人恶人耍弄的伎俩“门儿清”，一招一式洞若观火，但在实际生活中，祖光方是方，圆是圆，行得端，立得正，绝不迁就，更绝不妥协，绝不同流合污，而洁身自守，若有洁癖。人家告诉我，流沙河基于自己的是非判断，参与了一项社会活动，领导干部登门找他训诫，但沙河认真听取之后，却苦口婆心地对他解释自己认定的正当性，一席话成为他对这一干部的劝勉。他竟是这样天真！天真得像个不会看人脸色的孩子！
（节选自邵燕祥《沙河静静地流》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