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塑造等不同视角做评点，针对性和专业性很强，大多持论中肯、眼光独到、文字畅达，读来有趣味、长见识、益身心。有利于引导观众看歌剧、爱歌剧、懂歌剧。
陈志音在文集中公开声言，乐评家对评论对象的评价，有基本标准而无统一标准。此言甚善。我注意到，她在坚持歌剧艺术基本标准的前提下，将自己歌剧评论价值评判标准建立在爱护宽宏和热情鼓励的基点之上。因此，她对大多数对象的观察目光热情多于冷峻，从中得出的评价结论赞扬多于批评。这对尚处于成长烦恼期的我国当代歌剧艺术而言，持各美其美标准，做见仁见智评价，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实属常态。关键之点是看作者的评价结论与评论对象及其艺术成就的真实状态是否切合，有否过誉乃至阿谀之嫌。就此而论，陈志音对大多数对象的评论，其立身姿态不卑不亢，评价结论中正平和，未见明显失当之处，更无暗当枪手、曲意逢迎之弊。
但若有人据此得出结论说，陈志音是一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人剧评家，我则敢公开断言：此说大谬。文集中不少篇目证明，无论是中国原创歌剧抑或西洋经典剧目，无论演出单位是中外著名歌剧院抑或地方院团，无论歌剧演员、指挥、导演、乐队是享有声誉的名家大腕还是初出茅庐的歌剧新锐，只要在艺术上存在明显瑕疵，在陈志音笔下便休想躲过毫不留情的批评。下面不妨以国家大剧院创制的歌剧《西施》为例。
且看陈志音对该剧剧本创作的评价：
编剧赋予她（居按：指作曲家雷蕾）的空间十分有限，前松后紧，轻重失衡。
该剧唱词有的很诗意，有的歌词很口语；有的文字很优雅，有的文字很朴实。总体感觉结构上有些问题，某些段落，该详细不详细、该简省不简省。人物形象有些单薄，西施前三幕尤其显得无足轻重；因为略去爱情戏，范蠡也几乎“没戏”可演，最后他对西施归宿的表态，更多是出于正义和道义的尊敬与同情。而西施的“沉鱼”之美，在唱词里从未提及。第一幕第二场，前面的“水滴水滴滴……”反复过多、拉得过长，而与西施完全无关。女一号出场太晚，戏份不足、戏眼不亮。从一个纯洁善良的村姑，到一个大义凛然的烈女，角色的心理变化、性格转变，无不缺少几处点睛之笔。此外，文本中对“重唱”段的考虑与设计还不周全，清晰完整而精彩迭起的重唱段落，在记忆中几无印痕。
再看陈志音对该剧音乐创作的评价：
大量对话式问答式的宣叙调，带出深深的“描红”痕迹。采用同度音反复，落音搁在其上下方三五六八度，这种写法让习惯汉语四声抑扬顿挫的一般中国观众听觉不大适应，有些段落完全可以再旋律化一些，否则会感觉生硬、别扭。我在现场两个晚上，不同的观众都在相同的地方发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浣纱舞的碧绿，响屐舞的殷红，色彩反差鲜明，音乐对比不够。前者应强调线形旋律的婉约，后者应突出点状节奏的明快，其舞蹈性很突出，动态感还有提升的空间。因为文本的“薄弱”，几段重唱露出败笔。
作者对该剧的整体评价是：
看完第二版《西施》，感觉其确实值得写、值得作、值得演的歌剧。但是，仍然感觉文本、音乐、导演、演员还有再接再厉的提升空间。我个人并不欣赏导演某些“惯性”处理手法，如，曾其敬的舞台调度相当“程式化”，从头到尾，那些“扇面”、那些“梯形”、那些正反“三角”……还有别的招儿吗？新鲜点儿的。虽然有人说“《西施》是最像西洋歌剧的中国歌剧”，但是，《西施》毕竟是中国歌剧，她应该富于中国特色。这个要求过分吗？
我的回答是，作者对该剧做这样的批评、提这样的要求，丝毫也不过分。相反，乐评家若连这些意见和要求都讳莫如深、缄口不言，也就离剧目义务“吹鼓手”不远矣！
陈志音评中国歌剧如此，对不远万里来华演出的洋歌剧、洋演员亦复如是。
例如，对法国作曲家爱德华·拉罗的三幕歌剧《国王》，陈志音从创作上指出，该剧“和《卡门》，和威尔第、普契尼、瓦格纳的经典歌剧，无法相提并论，难以媲美，关键还在于文本和音乐自身的相对薄弱……这才是《国王》‘三十年只演过三次’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如，在论及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男主角扮演者男高音弗朗克·范·阿肯的演唱时，首先肯定此公“音色很漂亮，唱普契尼应该非常迷人”，随即话锋一转，坦率指出，“‘初啼’特里斯坦对于他来说，实在有点不堪重负。从一开始，他就形色紧张，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在演唱间歇中不断擦汗饮水，使人不由得联想到旧时戏园子里的场景。”
类似的评论在两本文集中还有很多，为省篇幅，不再冗繁征引。
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性评论是文集中最具灵性、最为闪光的部分。从中亦可看出，一个剧评人必备之职业品行、独立人格和歌剧艺术综合素养，在陈志音身上有应尽有。而无论热情赞扬或直言批评，在臧否之间无不见出作者对于歌剧艺术的敬畏之心、独特理解和倾尽真情的投入。她的代表作被收入《中国乐评》之中，并被同行视为当代重要乐评人之一，以及这两本歌剧评论集的公开出版，乃是天道酬勤，实至名归。
如今，陈志音虽已退休，却依然坚守在音乐评论岗位上，四处奔走、笔耕不辍，足见其“四勤”作风一仍其旧，未有丝毫褪堕迹象。有感于此，作为她的老朋友和老同行，我想在这篇序言的最后，对她提出一点建言：
相对于中国歌剧创作史和思潮史研究而言，中国歌剧表演艺术史和中外歌剧交流史研究则显得更为薄弱。而她的这两本歌剧评论，恰恰为此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史料基础和相当丰富的感性观剧经验积累。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学术财富。陈志音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条理化梳理和逻辑化整合，增补其中的相关缺项，分别写出有质量的中国歌剧表演艺术史和中外歌剧交流史，当对中国歌剧艺术史论研究、促进中国歌剧表演艺术的提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以陈志音的长期积累和已显示出来的能力和素养，在一如既往从事现场音乐评论的同时，将这两部学术著作写好写精，亦非高不可攀。
为此，借用前人两句诗为这篇序言作结：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