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的非急性用车、不敢承诺的时间、无休止的骚扰电话，还有数年前的一杯热牛奶，勾勒出120医护人员冷暖急救之路。
80%的非急性用车
“做急救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曾经在河北一家私人医院做过近三年急救医生的夏先生通过电话线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整日的奔波，他离开了急救中心。
“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平均每天每人出车10余次，常常一顿饭分几次吃。” 2006年9月15日上午，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据统计，北京市急救中心每天出车的总次数达到五六百之多。然而，这个数字在医生张玲看来是一种讽刺，因为有80%属于非急性用车。
“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拨打120？什么病你会需要我们的帮助呢？”接受采访前，张玲先向记者发问。
“至少头疼脑热的小病我不会打……”
“偏偏有人会。”看到记者不可思议的表情，张玲点点头，一脸的无奈。她常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就因为发烧打120叫车”，“有时，我们火急火燎地赶到病人家，却见到所谓的病人蹦蹦地出来接车”。
虽然对这些病人有诸多不满意，“但我们不能拒绝，只要有人叫车，我们就必须去”。张玲的话说出了大部分急救人员的无奈。
张玲在急救中心工作了11个年头。谈起急救工作，她说：“工作之前，每次看到医护人员坐着救护车呼啸而去，都会联想到有危重病人在等待他们，感觉很神圣。可是涉足这个职业后，我才发现，真正需要我们的危重病人实在太少了。”
当时，张玲并没有对这样的工作感到失望，“经验不足”的她反而希望接诊轻微的病人。可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她越来越不满足于那些头疼脑热的小病。“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出车不怕病人重，病人越重我越兴奋，因为这时才能体现急救医生的价值。”
在法国学习一年后回来的张玲，深深体会到国外急救制度的合理性。“法国将病情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是危重病人，接线员根据病情的严重与否决定是否派车。如果是轻微的病情，医生会建议你去社区医院，也就是说他们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张玲说，法国的急救医护人员一天仅仅出车一两次。
不敢承诺的时间
罗怡告诉记者，病人和家属常常指责急救人员速度太慢。说实话，没有人敢承诺几分钟赶到，即使在国外，也极少有人敢做这个承诺。“北京的路况太差，现在已经没有高峰期一说了，什么时间段都堵得一塌糊涂。别说其他司机不给你让路，即使他想让，也没有地方可以让挪车。”他说。
罗怡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太太病危，救护车一路狂奔，偏偏她家住在一条小巷内，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挡住了救护车的去路。无论司机如何鸣笛，他就是不肯让路。等到了病人家，老太太已经咽气了。这时，刚才那个骑车人进了屋。原来老太太是他的母亲，他肠子都悔青了。
“在急救的路上，原则上是不许闯红灯的，可是为了赶时间，红灯也得闯啊！事后，需要拿着复印的病历和出车记录，到交警部门去销记录。目前，急救中心专门有两个人负责去销，每天都是一摞一摞的记录。”
让罗怡不满的，还有专属于北京的“隐私”。“在外地，如果有人用固定电话拨打120，电话一接听，电脑立刻出现地图，指示电话所在位置。而北京没有这种便利，电信局说要保护个人隐私。每次接听电话，需要接线员录入地址才能出现地图。”
罗怡还提出，急救网络的不完善是一大痼疾，也是导致出车慢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急救网络还没到位，北京市要求到今年年底建设136个站，现在至少有105个站还没有建。”他盼望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他说到时每个站点出车都能控制在5公里以内。
关于时间问题，张玲也有话要说：“急救的原则是就近就急就能力，不仅仅要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还要考虑这家医院是否有治疗该病的能力。不知道这一原则的家属常常埋怨我们送路途远的医院，耽误治疗时间，以为我们与医院有约定，这纯属是误会。”
怀念数年前的一杯热牛奶
“医护人员的辛苦不仅仅表现在体力上，更多的压力来自于病人及家属的不理解。”罗怡这番话，道出所有医护人员的苦衷。
罗怡解释说，120医护人员从事的工作属于院外急救，“院内治疗需要的是时间，院外急救需要的是速度。”
“绝大多数的病人和家属，不理解你的工作性质，他们认为你是医生，你来了，就要告诉我病因。”罗怡说感冒发烧可以判断，大病的病因往往需要住院观察，多方会诊才能找出。急救医生做不到这一点，首先，医护人员与病人接触时间短；其次，救护车上的医疗设备有限；第三，人力不足，救护车上只配备一名医生、一名护士。“急救工作的关键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住病人的病情，将其安全送到医院。”
在护士张普芬眼里，自己的工作是“高级搬运工”，医护人员常常和担架工一起吃力地搬抬病人，病人家属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因为要承担这些体力劳动，他们当中10%的人员过早地患有腰椎肩盘突出。
“前几天，一位200多斤重的俄罗斯人病得动不了，偏偏他住在四楼，没有电梯。我跑下楼请人帮助，几个人合力将他送到医院。他的朋友不但不帮忙，还拒绝付款，他认为我们请其他人帮忙是不合理的，没有尽心尽力地抢救病人。最终我们是通过110解决的问题。”说起这事，张普芬就一肚子气。
“现在的人，太注重自己权益了，他们的人情已经淡漠了。”张普芬的诉说勾起了张玲的回忆：“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独自出诊。女孩病得不重，治疗后，她回屋休息了。这时，女孩的父亲为我打来一盆温水让我洗手。其实很多人是忌讳医生的手的，他们认为医生的手不干净。洗完手，他又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在他的执意劝说下，我喝了。随后，他又给我热了一杯，我说‘如果你非要给我的话，那么麻烦你把它送给司机吧，他在外面等得也很辛苦’，没想到这位父亲说‘我已经给他送去一杯了’。这件事我会记一辈子。”
如今，急救人员已经不奢望有这样的“待遇”了。
无休止的骚扰电话
调度中心设在急救中心的七层，近百平方的大厅内，摆放着三排电脑。调度中心的王主任说，调度医师们每天要接听2500～3000个电话。一个工作组有5个人，平均每个人3分钟接听一个电话。
据组长东东说，这上千个电话中，不乏骚扰电话。“打给110、119的，打来电话不出声的，喝醉酒没事找事的，甚至有人要给手机充值也打120。”这让调度人员很无奈，“如果他是用手机打过来的，我们根本不显示他的号码，而一贯打骚扰电话的人也不会长期使用一个固定电话，路边的IC电话亭是他们的最爱。”
“仅仅是这类的骚扰还好判断，不去理他就行了，偏偏就有些人搞恶作剧，谎报病情。”张玲说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被“愚弄”过，“白跑一趟是常有的事”。
在罗怡看来，白跑都是轻的。他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人来电话说某厂里的车间主任快死了，让赶快派车。当急救人员赶到时，迎面走来一名男子，就向他打听车间主任在哪，那男子一头雾水地说他就是。
“一个好好的人被人咒快死了，心里能痛快吗？他就把气撒到救护人员身上。”罗怡说：“更可气的是，明明人家结婚办喜事，偏偏有人打电话说他家有人病危。急救车赶过去，又是好一顿骂。”
低工资高流动
在一家名为中华急诊网的论坛上，一篇《急救医生路在何方》的帖子引起业内人士的极大反响，包括120急救人员、医院急诊科医生、医学院的学生等人的留言达万余条。
河北的夏先生也在上面留了言——
我无法承受24小时的工作（夏先生所在的私人医院规定急救人员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我无法面对血淋淋的车祸现场（夏先生所在的急救站点只抢救车祸病人），我无法忍受低微的收入，看到一个个同事的辞职，我也想到了离开。
在电话中，夏先生向记者描述着一幕幕车祸现场。“没有头的，露出骨头的，挤出心、肝的……收拾现场时，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回到车上找家什，就是戴上手套，直接去捡。”他说，一开始“真的很害怕”，时间久了，就变得麻木了。
仅做了三年，他辞职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干得年头最长的，有些人来了几个月就走了。”
如今，夏先生是一位内科医生，“整天喝着茶、看着报，偶尔看几位病人”。
罗怡坦言，急救人员流动率高是现实，而低工资是导致流动率高的原因之一。“今年就已经走了7个人了。去年我们招了8名大学生，现在已经走了2个了。”
调度中心的王主任也承认，工资待遇低，工作模式单调，没有发展前途是导致调度医师流动率高的原因。
虽然如此，急救医生路广森已在急救线上工作了33年，调度医师东东做接线员也有11个年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