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他们单纯的快乐。“我就去拍，去感动，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悲悯之心。有了悲悯之心，你才能对美、对人心生感动，同时，作品里面也才有这种情怀。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所谓悲悯，更多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通感。看到杀羊，能感到羊的恐惧；看到屋檐下的雨水、生长的青草，能感到生命的喜悦。明白它们的苦乐，才能感同身受，而不是麻木不仁。拍摄反映出信仰之人的平静与自然，也映射出杨延康自己越来越丰满和放松的内心。就像画册的名字《心象》一样，这是一份探讨人性的答卷，也是一面照出内心的镜子。
成为杨延康
十年，2000个胶卷，7.2万张图片。可杨延康一直强调：十年并不长！对于纪实摄影而言，这就像种菜一样，一年两年只能种出萝卜、白菜，十年才能栽一棵树。
杨延康的摄影计划总是十年一个专题，前二十年拍了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下一个十年将献给伊斯兰教，这长达三十年的宗教专题，其价值不言而喻。曾有媒体用“自我救赎”来形容他的长期拍摄，并指出“摄影就是他的信仰”。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活到哪里拍到哪里”。那他的摄影之路可以复制吗？杨延康是如何成为杨延康的？
“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1980年代到深圳工作的杨延康，有一个单位分的房子，公交出行，生活非常简单。辞职后，成为体制外没有工作的人，为解决生存问题，他也曾接拍一些商业摄影和印刷的活儿，挣了钱就买相机、买镜头，等攒了一点经费就开始拍摄。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心态才能是“自由的、愉悦的”。
“放弃摄影过程中的物质追求。”就他自己而言，在拍摄中，带上一件衣服，够换洗就行，带上一块糌粑、一个馍馍、一瓶水，不饿着就行。“把有限的经费用在拍摄上。”每天都是不敢怠慢地疯狂行走。“你需要行走到山里面的村庄，无论怎么艰苦都要走过去。这个过程就是在磨砺肉身，佛眷顾我，会给我一张让我很喜欢的照片，拍下来，同时我的心灵也得到了满足。”
杨延康也“放弃”了自己的生活。1954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60岁了，至今单身一人，在高原流浪十年，每年只有两个月待在深圳，也只是为了冲洗照片，休整一下继续出发。现在更是直接把家搬到成都，只是为了“离高原更近一点”。他更坦言，为了摄影没有办法承担家庭责任，所以只好选择放弃。对母亲更是内疚。“三十年我就回深圳过了一次年，回贵州老家过一次年。我妈妈今年90岁了，她90岁生日时，我在做开幕展览也没有回去，很难过，心里觉得不平衡，但是你必须为了它放下很多东西。”
虽然对自己生活的所欲所求被降到最低，杨延康对作品却永不满足。只有不满足才会继续追寻，行走，一直在路上；只有不满足才会打开内心去听别人的批评和质疑；不满足才会不断学习。他认为摄影家不能总是在拍摄，还要思考、阅读、展览、讲座，不断交流，吸收新的营养，“补充自己，做得更好一些”，“艺术家要不断往上走，不断去发现新的事物，不断更新自己对艺术的表达。”
以上四点，让杨延康成为杨延康，却很难让其他人成为杨延康。
放弃了世俗之物，看起来孤独又艰苦，可是杨延康却乐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拍摄的过程是很幸福的。”他明白，自己的路不可复制，但摄影的纯粹之路必须经过时间方能寻到，对于每一名希望拍摄出具有影响力的纪实摄影作品的摄影师而言，都是如此。他的主题是信仰，但信仰并不一定有关宗教，拍摄“变化中的家乡，自己的父老乡亲，社会变化中的一种品德，或是拍一个城市关于信仰的符号”都可能像他那样找到通向纯粹之路，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切入点，不断地拍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时间长了，自然能累积一些“让自己感动的内容”。
超越杨延康
每个成功的摄影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影像语言，就像本期专题中同时出现的摄影家张望，他同样拍摄宗教主题，已花费十五年时间，但是他的影像语言与杨延康大异其趣。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日本著名摄影家高桥亚弥子对张望作品的评论，可谓妥帖之至：“张望先生的作品给人一种空间、距离、对比感，因为他站得很高。”而观看杨延康的摄影作品则给人一种和被拍摄对象正面相遇的亲近感，角度也总是平视，毫无距离。
杨延康这种融入式的拍摄角度，形成一种独特的摄影语言。但是这是杨延康的方式，如果真要复制杨延康的道路，那绝不是要成为他，或是他的影子，向他学习，是要最终超越他的影响，成为自己，形成自己独特的影像语言。
谈到自己这十年来的遗憾时，杨延康显得谦虚：“拍摄中，对于影像的把握，还有自己的内在的修行、对文化的理解，有时还是不够的。这既包括对影像的理解，也有对当下摄影讯息的把握，还有对传统摄影的坚守。”
带着这份遗憾，杨延康也正在准备超越自己，精进自己的影像语言。下一个十年，他将奉献给有关伊斯兰教的摄影。虽然这个项目将在2015年启动，但杨延康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在看一些书。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还有中国拍过伊斯兰教主题的摄影家们的作品。只有研读别人的作品，研读伊斯兰教的信仰规律以后，我觉得才会学会尊重，对自己的影像语言具有判断能力，并真正地融入这个主题。”
同时，在观察方式上，二十年来都是用徕卡相机的杨延康也计划着改变，“习惯的构图方式会阻碍我，而做摄影家应该不断地变化，我想在下一个十年换种观察方式，影像可能会换成方构图，胶卷和机器都准备好了。”
艺术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一条，是要牺牲，忍受寂寞的道路。十年、二十年都是可数的，但是“生命没有完结，”，没有，“也不应该有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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