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高校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前已经被边缘化,实践要求我们重新给马克思主义定位。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应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探寻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
作者冯景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是怎样被边缘化的
在我国,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是随着我国的实践而逐渐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教学体系早就存在了,为什么在2001年改革开放20多年以后才产生质疑呢?2001年《江汉论坛》第2期发表郭大俊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献疑》,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提出了质疑。2004年,他又在《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误解》一文中进一步阐发,认为长期流行的“三个组成部分”之说,“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后来,高放教授进一步论述了“三个组成部分”存在的问题:“不只是存在重复问题,而且现有教学体系不能引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甚至使得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因此这一教学体系上的弊端亟待克服。”[1]
这个弊端实质上就是:“三个组成部分”的教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前被边缘化了。因为它既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实践,也不能科学地论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理论创新的内在原因。这一边缘化可从以下情况看出来: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哲学来看。这一哲学是由“两个板块”、“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这个哲学不仅把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道路混二为一,也不能把社会发展“演进”和“跨越”的两种不同道路分解清楚。学生们学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理解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便是很自然的了。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来看。我国的经济学长期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存在商品,但只是特殊商品,特别是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整个国民经济应实行计划经济。因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二为一。这样,我国学界长期陷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悖论。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要与国际市场的运作接轨,需要进行市场经济改制。因此,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法阐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重要意义。可见,学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会使学习的人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
第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它本身是需要说明的。对它的说明有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它是由这一科学历史观得出的科学结论;第二个是人们熟悉的由《资本论》得出的一个结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论点,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们所论证的都是社会发展的演进道路,而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实践。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继续推演下去,便会得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实际搞的却是资本主义等这样一些极偏颇的观点。学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会使人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
其实,引发出这种弊端的根源,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之中。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对其理论的一种称谓。这个理论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唯物史观,现在被理解为一个或三个部分。特别是对这三个部分应作怎样的理解?本来这是一个理论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结构问题,现在变成了三门理论体系。三门理论体系各自发展,像三驾不同的马车奋力奔跑,方向有时还不尽相同。这是使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之后,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重要理论原因。“三个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它是一个平面的并列结构呢?还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立体结构呢?关于结构问题,我们用人们熟悉的著作作一点说明。为了明了起见,我们可以把唯物史观与人类史上两个古典文化的关系比作“合璧”的关系。
一是唯物史观对德国古典哲学来说,主要是解决这一理论的唯物主义路线的问题:“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2]。费尔巴哈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天”,降到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的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则是从自然的人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市民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及其交往关系的“地”,论证出观念和宗教的各意识形态的“天”。这段话出自我们熟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是唯物史观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这里注重的是唯物史观的史。“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3]这段话出自《哲学的贫困》。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种形而上学历史观不同的唯物史观的著作。古典经济学注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民社会,唯物史观注重研究的是一切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古典经济学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有钱人如何发财致富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史观的“唯物”既不是物理学的物质,也不是化学的物质,而是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所论证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生产及其交往关系。如果说,第一点说的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唯物主义路线,第二点则说的是唯物史观研究的是市民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规律。
应当说,唯物史观诞生之后,马克思的哲学已经不再是德国古典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关注地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也不再是专为一种社会的富人致富的理论和为形而上学历史观辩护的经济学,而是这种财富积累导致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其概念、范畴已成为更宽泛的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的基本要素,从而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人类的两个古典文化已然经历史“合璧”为唯物史观这一新质的理论了。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这一“合璧”的唯物史观符合逻辑的结论。
恩格斯为什么要论证马克思主义概念
本来,在马克思生前,一个人的理论被加上“主义”是贬义的。巴枯宁就以“马克思主义”攻击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生前也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都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马克思逝世后一些人开始从正面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后,一些悼念文章开始从正面肯定这一词语。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3月18日《纽约人民报》发表《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悼念文章,提出“尤其要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该报同日还刊出谢尔盖·舍维奇写的《马克思与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文,其中说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普及比德国还早”。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于同年4月6日发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卡尔·马克思》。文中三处提到“马克思主义”:一处是“巴枯宁先生,无政府主义的这位权威人物打算与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相对立,从事制造革命”。另两处是“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反对者,现在也已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周围。今天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可以找到马克思的最顽强的反对者”[4]。在考茨基的文章中,从正面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有三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阵营”。考茨基是用比较的方法从正面来确定“马克思主义”一词的,这种用法并没有被推广。1886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涵义作了论证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合理涵义的概念才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采用。
另一方面是法国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这时,不仅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主义同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性质被人看清楚了,而且其在实践中潜在的涵义也凸显了出来。恩格斯论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在1886年8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下的:“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他的关于民主共和国现在无非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战场这一论点,正在法国和美国得到证实,那该有多好啊!”[5]
这段话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涵义,只有了解了这一“划时代的事情”才可以理解。它指的是1886年法国议会中以拉法格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党团和激进派(在政府中占有半壁江山的激进派,是为了争夺政府总理等重要职位,从执政的资产阶级正统派中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进行斗争的情况。这次斗争的结果,是激进派推选的三个工人议员在议会斗争中成立了工人党,转到法国工人党党团的一边,而且表现得比法国工人党党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一些成员还勇敢、还坚决。因此,恩格斯称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有时又称“一件划时代的事件”。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一“划时代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涵义。
首先,恩格斯写这封信的用意。这是发生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进一步加强的时期。1886年8月中旬,倍倍尔因“夫赖堡判决”(被指控加入“秘密会社”)去坐牢。这是俾斯麦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阴谋迫害。倍倍尔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8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为了鼓励他的斗志,向他讲述自己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看法和党的议会斗争的策略问题。恩格斯分析说,在德国“因这个集团(指俾斯麦反动集团——引注)反对我们的全部活动迄今没有任何成效而怒不可遏,这种迫害就特别凶残;于是他们就盼望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暴动,以便能够使法律更加严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坐牢九个月的原因”[6]。恩格斯用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情况鼓励他说,一切会好起来的。到1887年8月中旬,倍倍尔出狱前两天,恩格斯出资邀他到伦敦旅行,告诉他说:“在你被监禁期间,世界发展的趋势,我是满意的。到处都在前进。”[7]这里说的就是党在议会中的选票每次选举都增加的情况。
其次,议会斗争的情况在法国表现得最令人满意。恩格斯上面写给倍倍尔的那段话,是就法国的情况说的:“在法国,罗什得到的十万零八千张选票表明,激进主义的魔力正在消失,巴黎工人开始(而且是大批地)脱离激进派。”[8] 罗什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1889年起成为众议院议员。激进主义也即激进派,是从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中分裂出来的议会党团。他们为了拉拢工人,采用的是蒲鲁东、勃朗等人的理论,在实践中,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等。因此,许多工人站在他们一边。所谓“激进主义的魔力正在消失”,说的是激进派在“德卡兹维耳事件”中暴露出的本质。“德卡兹维耳”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地名。该地的煤矿资本家因残酷剥削工人引起罢工,矿长拒绝听取工人要求被打死,政府便派军队进行了镇压。政府和“德卡兹维耳事件”的关系是:“政府是靠激进派才得以存在的”。“因为政府打算举借九亿法郎的款额,这就得求助于财阀们,但是这些财阀同时又是德卡兹维耳的股东,如果政府不把罢工镇压下去,他们就拒绝借款。于是就逮捕了杜克和罗什。”[9]
第三,恩格斯对“德卡兹维耳事件”非常重视:“上星期那里(指法国——引注)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激进派分子支持他们。”这里的三个人,指的是以巴利为代表的三个工人。“巴利完全受我们的人——拉法格、盖得等人的影响,他很需要而且乐于接受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指教。”
巴利,矿工,众议院议员,德卡兹维耳煤矿工人罢工的积极参加者。由于他对事件现场进行了调查,“在巴黎7日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上作了报告,并且同时把激进派议员弄得很难堪。星期四,他在议院里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向内阁提出质询……极端激进派在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面前吓得呆若木鸡”[10]。另外两个工人,一个是布瓦埃,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另一个是卡梅利纳,曾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通过德卡兹维耳事件都叛离激进派转到法国工人党一边。
我们说恩格斯对德卡兹维耳煤矿事件的重视,主要表现在煤矿工人因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而大批地脱离激进派这一情况。情况是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党团在为罗什竞选以后,“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巩固这个重新占领的阵地,我们的人已经把为罗什竞选而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变成了永久性组织(即常务委员会,拉法格是该委员会委员——引注),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那些脱离激进派的工人的理论教师。所有这些人都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只有现在他们根据痛苦的经验才相信:他们从蒲鲁东和路·勃朗那里拾来的褪了色的破烂货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垃圾。因此他们就容易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这是激进派掌握了一半政权的结果。如果政权全部转入他们手中,那么所有工人都会背弃他们,而且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11]。
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
恩格斯确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一个艰苦的实践斗争的总结。具体地说,就是法国工人从“褪了色的破烂货”即“老牌法国社会主义”,通过“痛苦的经验”“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转到科学社会主义一边来的实践斗争的总结。这时,“马克思主义”一词就从贬义的、不正确理解(经济决定论、历史哲学等)的世俗的磨难,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概念,并且具有了丰富和确定的内涵。
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遵循马克思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意思发展来的,即“龙种”与“跳蚤”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龙种”与“跳蚤”的关系就是他的理论与对这一理论不正确理解的关系。这里的理论就是唯物史观,这种不正确具体地表现为“经济决定论”、“教条主义”、“历史哲学”,还有巴枯宁主义者的恶意攻击。恩格斯后来遇到的是两种对待马克思理论的类型:一种是“教条主义”,另一种是正确的理解与运用,即叛离激进派工人的实际行为。
在恩格斯这里,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理论和主义产生的时间是不同的。这一理论即“龙种”——唯物史观是早就存在的,而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确定,是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通过对法国议会斗争的实践总结得出的。二、理论和主义各有不同的侧重面。在马克思那里,侧重于对理论的理解;在恩格斯这里,侧重的是在理解基础上的运用。在马克思生前,有两方面情况影响马克思重视自己理论的正确理解:一是有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影响国际工人运动,他必须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肃清它们的影响;二是一些进步的年轻人对马克思理论有不正确的理解,马克思必须为他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和提供正确的理论,像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到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时候,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都变成了“褪了色”的“老牌”的社会主义,而且斗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那时主要表现在议会斗争的实践方面。恩格斯着重论述的是在新形势下,即在议会中,两种主义、两种理论在实践斗争中具有什么新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提法”、一般的正面词语,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概念。
(1)议会中两种理论、两种主义的斗争。马克思的理论是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得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蒲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得出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即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在法国当时的议会中,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有两个党团:以法国工人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党团,以激进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党团。前者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后者以“褪了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激进派之所以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是为了争取工人的选票,便于到内阁中争夺总理和部长的位置。德卡兹维耳事件使他们的阴谋破产,蒲鲁东等人的老牌社会主义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暴露了出来,大批工人纷纷脱离了激进派。拉法格参加的“常务委员会”,“就成了那些脱离激进派工人的理论教师”。
(2)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一些并不一定精通理论,而是把一定理论的结论作为信仰或信念去进行实践的人,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议院里成立工人党的那三个人,是激进派推选进议会的。这三个人脱离激进派转到工人党方面来,是因为理论引起的信仰的转变。法国工人党的党章是马克思写的,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信仰的。这三个人以巴利为代表,“巴利完全受我们的人——拉法格、盖得等人的影响,他很需要而且乐意接受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指教”。
(3)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信仰,表现为一种理论的存在,它是要在实践中才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趋向于实践,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实践中的动力和勇气,同时也是理论在实践中进行创新的动力和勇气。以巴利为代表的三个工人在议会中成立的“工人党”是这样,马克思晚年制定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也是这样。三个工人为其他的工人提供了榜样,使大批工人叛离激进派;马克思晚年的这一理论,为他的后继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因为恩格斯用了这一“提法”之后,才被广泛使用的,它是对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概括。以上三点,第一点是理论,第二点是信仰,第三点是在实践方面的体现。第一点的所指或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第二点是信仰,这是实践者个人从理论向精神层面的转变。理论转变为精神,它就以人生观、价值观和信仰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第三点是实践活动,是以上理论和信仰在实践中的体现。在三者中,对实践活动的方向起经常的、以至恒久作用的是信仰。在信仰的作用下,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是一种品格;勇敢、坚定地面对实践中的问题,创造性地做好工作,则是完善的品格。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只就联系的方面作了说明,而对信仰在实践中的作用缺乏应有的重视。以上三点,是马克思理论中本来就具有的内在涵义,只是在新的实践中凸显出来,恩格斯以概念的形式确定下来。
以上分析表明,要准确理解从马克思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过程,必须研究唯物史观及其诞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理论和唯物史观具有同等的历史、同等的地位,二者是可以互换的。马克思理论的内容就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对其理论——唯物史观的一种称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重视和捍卫的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由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公开阐明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诞生之后,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成为他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导,从而也成为他的后继者研究自己所处时代及其理论创新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以往被意识及其各种形态笼罩着的社会历史现象,从此以后有了一盏照耀的明灯。这盏明灯,经历了世俗的一些磨难,通过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概念涵义的论证,它已经成为一切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观察社会、争取进步和理论创新的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1][4]高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46、6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53.
[5][6][7][8][9][10][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00、498、673、499、471、438、499-500.
编辑杜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