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院”？
何谓画院？顾名思义，即画家聚合之所，有官办的，也有民营的。其实，聚合画家还有别的形式：官办的有美协，民营的有画廊、画社、画家村、画友沙龙等等。今特拈出“画院”为话头，是因为官办画院的存在竟成了当下中国美术界的一个热议话题。
不过，这话题也就限于国内。我做过一个测验，用“百度”搜索“画院”一词，在海量的信息中竟然翻不到一条外国官办画院的信息。官办画院只是咱中国特色，而且它已经名正言顺地存在千年以上了。关于当今画院的职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的概括是“创作、研究、教学、收藏、普及交流”。而《中国艺术报》记者采访北京画院时，院长王明明提到：“我一直在强调，画院画家并不是一个人在创作，而是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个体行为。”遍览当今各地官办画院章程，大同小异；而较之中国古代皇家画院，似乎是少了诸如绘地形图、建筑装饰之类的任务。
“画院”如何？
2008年，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提议取消官办画院；之后，中央美院的老院长靳尚谊先生也发出同样的意见。如果当今美术界最为资深的画家都在质疑画院的存在，至少说明今天的画院生存前景堪忧。舆论对于画院的质疑，要么集中在体制层面，认为画家们安享国家俸禄而贡献不够；要么集中在风气方面，认为画家们只是把画院当作冠冕堂皇的寄身之地，其实各自在做各自的事，而且学术成果平平。以吴冠中先生的话，官办画院是“养了一群鸡，但是不下蛋”。
画院之“鸡”不下“蛋”，果真是体制问题吗？笔者以为未必。
纵观之，官方画院在我国有上千年历史，体制并无大变，而兴衰跌宕颇多。画院画家或领军于画坛一代，或偏安于苑囿一隅。画院以北宋画院成就最为辉煌。其问，黄氏父子、徐熙、范宽、郭熙、崔白等一批才俊粲然于画史，这个群体的水准更是影响了一代画风，创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峰。与之此较，明代画院的管理最为严苛，画家作品如不合皇上意愿，轻者开除，重者则是要坐牢或杀头的。如：被推为“当时画流第一”的戴进，因《秋江独钓图》中画渔翁穿了红袍而“被斥放归”；画家赵原，以“图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因在金陵天界寺影壁画水母乘龙背，不称旨而遭“弃市”。即使明代画院管理如此严苛，然而却不复前朝声望，领军于有明一代者的终属“浙派”、“吴派”。值得一提的是，戴进虽不能为皇家所容，却因画艺超拔，从学者甚众；他虽然人不在皇家画院，反而影响深远，造就了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以地域命名的绘画流派“浙江画派”。从以上事例来看，虽体制相类似而结果不同，可见制度不见得就能起决定作用。
横观之，有关画院中外体制比较起来差异甚大。我国有官办的画院，国外没有官办的画院；然而，这似乎并未必然影响艺术的发展，也未必然影响社会的进步。从来没有画院编制的西方艺术，在上世纪80年代，竟然令国人感到大长眼界，仿学其理念、融会其技法者甚众，其有成之士已成今日境内画坛潮流精英。而与之相反，画院体制却在今天遭到质疑。出此议论，并非贬低官办画院在艺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无意贬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有史以来官方参与的艺术成就。试想，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皇家的参与推崇，哪有商周青铜艺术的敦厚精致；哪有石窟造像艺术的灿烂恢宏；哪有二王书法神圣地位的卓然傲立；哪有宋代绘画、瓷艺的精美绝伦。然而，也应该充分承认，民众自由的艺术创作也同样具有恒久的魅力。那些令人叹服的汉画砖石，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诗文，那些萧散清隽的文人字画，那些趣味盎然的民间玩具，那些叹为观止的工匠手艺，都感性地体现了自由个体的人性光辉和创造活力。作此比较，不为厚此薄彼，只为说明艺术生态的多样性，说明在多样的生态环境中艺术之花的不同样态。换言之，有生命力的艺术近似自然界中有生命的物种，可以在庭院当然也可以在野外呈现其独特的一面。
“画院”如何起沉疴？
汉字中，“起”是个多解字，指“起来”或“发生”等意思；而作为医学用语，则可指“治愈”，如“重剂起沉疴”、“沉疴不起”等含义。
先议论“发生”。考量画院之欠安，病从何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画院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那时的艺术品流通有限，需要国家扶持。现在经济体制早已改革了，画院也就没必要存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下国内艺术氛围浮躁，图虚名者得实利，艺术创作多为市场利益所左右，画院门下难免其染。吴冠中先生嘲讽其“不下蛋”，实为鞭笞其中一些画院画家学术不进，虚得名声。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画院古已有之，但曾经仅限一家，并非遍地开花。今天，官办画院遍布各地，难免良莠不齐。国家还要养着这部分投机附会、浪得虚名的钱串子或固步自封的大小门阀，何益于画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冷嘲热讽，从不同侧面形容了画院之沉疴，也形容了整个世相之纷繁。
再试论“治愈”。其中可有两种设问：去“沉疴”，或者去“画院”。
若以去“画院”论，似乎画院一去，沉疴自消。其实未必。笔者以为，画院之沉疴，亦画坛之沉疴。画坛之沉疴，改变一个机构不见得就全“起”了。数年前，国家推行文化事业单位转型企业管理。几年下来，从媒体报道上看，转型后的文化单位属演艺界比较成功，多数剧团在转企中都站稳了脚跟，逐渐有了更大的生机和活力。但出版界转企之后，没听到业界有多大起色。倒是常常听到管理层人士不断告诫员工，要大家真正转变依赖教材盈利的思想，在一般图书出版中多下工夫。而中国的非教材图书的单品种印数，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依赖教材的出版，仍旧是许多出版社赖以生存的现状。可见，虽然此类事业单位的体制改了，但很难说沉疴皆去。
若以去“沉疴”论，当从根部问病。笔者权试笔刍议两处。
刍议之一：都是铜臭惹的祸。艺术的根性冲动乃是“表现”，表现出色会获得审美者的认同；认同的结果是换来回报，回报中会包括名和利。以此逻辑推演，艺术创作的本质应不在获利。所以，以牟利为出发点的艺术创作，即是一病根。可悲的是，恰恰很多“艺术家”其用心正在于画“钱”。若以利为驱动力，名气就很重要，职位就很重要，炒作就很重要，能来钱更重要，唯独真意趣、真功夫不那么重要。一个从艺者，苦学技艺时也许还很纯粹，尔后在江湖名利场上被利益所俘虏，其艺术造诣也许就到此止步了；更有甚者，是把自己从纯粹的艺术家变成了纯粹的钱袋子。就获利之途看，这是一种成功；就艺术之途看，不啻为一种失败。艺术的价值，不见得等值于艺术品的价格。艺术品的价格可以炒作得离谱，而价值是无法如此炒作的，因为明眼人一看就可知底。所以，当下一些天价艺术品、大腕艺术家并不能获得真诚喝彩，恐怕还是因其艺术作品的价值不能孚众。变昧的艺术家和不能孚众的虚名，无论怎么包装都不像那尊神，坐在哪座庙里，都难免引来舆论的诟病，这不奇怪。然而，病者以其名声、位子等缘故而具有某种传染性，对后学的影响意义可就难说了。以上议论，其实道理很浅显；但实践起来，能守住自己不患“沉疴”，也并非易事，毕竟社会上的种种诱惑太多。
刍议之二：艺术家的社会角色。艺术是一种学术。与其他学问不同的是，艺术的造诣既要有技艺之专，又要有学养之博。因为，艺术作品的内涵往往指向整个社会和人性。所以，其学术水平的长进，其实也同时作者本人是社会角色的长进，需要有执著的探究精神，也需要有自由的思维空间，还需要有敢于超越的勇气。钱穆先生把中国的学术行为抬到至高的境地，他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这话的分量虽然有点太过沉重；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对艺术、对社会的担当还是不可或缺的素质。如果说，各官办画院的画家都是选拔出来的艺术佼佼者，就更该是如此了。诚如上文所引北京画院王明明院长所说：“画院画家并不是一个人在创作，而是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个体行为。”惟如此，才能在已有的艺术平台上打造学术的新高度。现在一些名为“画家”者，其实不如说是社交活动家、市场营销者；就连画画这件事本身，也变得近于表演，似乎艺术仅止于娱乐。李叔同曾就绘画与娱乐有过一辩，他说：“图画者，为物至简单，为状至明确。举人世至复杂之思想感情，可以一览得之。说者曰：图画者娱乐的，非实用的。虽然，图画之范围綦广，匪娱乐的一端所能括也。夫图画之效力，与语言文字同，其性质亦复相似。脱以图画属娱乐的，又何解于语言文字？倡优曼辞独非语言，然则闻倡优曼辞，亦谓语言属娱乐的乎？小说传奇独非文字，然则诵小说传奇，亦谓文字属娱乐的乎？三尺童子当知其不然。”他还预言：“人有恒言曰：言语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相关系。今请易其说日：图画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相关系。”弘一法师果然言中，我们如今果真就处在一个读图的时代。然而，身处学术核心的画院艺术家们够学术水准、能胜任这一角色吗？如果能够，就应该让有分量的作品说话，而不光是让名气和画价说话；如果作品分量不够，那么诟病之声就在所难免了。毕竟，财富不是衡量一个画家艺术功底的标准。
最后说明，对于把所有问题归因环境因素来评判，笔者不敢苟同。固然，人身处时代中、社会中，不是孤立存在的。然而，正是一个人的独立精神境界，才使其本人及作品出类拔萃成为可能。如果完全忽视个人的主观意志，或者把不能成功的个人原因归于客观环境，那其实是个误区。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理想化的社会环境在等着谁。曹丕在他的《典论-文论》开篇中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并不影响“建安七子”成就他们令后世敬仰的文学造诣这才是值得称道的学术态度。谁又敢不信，这样的“鸡”肯定能下“蛋”。
（尚可/河南美术出版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