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的发展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相互交流、不断融合的过程。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二者不断交流互动促进了高雅文化内容的多元化，也促使底层文化百姓逐渐接受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化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唐朝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颗闪耀的明星，这得益于发达的精英文化对社会大众文化的熏陶，二者的整合提高了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繁荣程度。
关键词：文化；大传统；小传统；庶族知识分子；私学；俗文学
中图分类号：G633.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2-0146-02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所谓大传统，是指都市上层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以文字记载的文化，小传统主要是在小规模共同体，特别是乡村中通过口头传承的的文化[1]。大传统指上层知识阶层而小传统多是指未受过教育的下层民众，比如农民。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先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引入汉语届。他讲到“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由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根据的经验都是农村社会，这两种传统或文化也隐藏着城市与乡村之分。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依靠学校和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题，基本上是在农村中传衍的。[2]”换言之，可以将中国文化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在唐代，士大夫阶层之间传播的诗书礼仪思想和诗歌即“大传统”，而民间盛行的变文、通俗诗、俗赋以及教育的普及则属于“小传统”。进入隋唐以后，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逐渐取代贵族文人成为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主力；社会稳定、物质经济迅速发展，使社会大众有更多的经历来丰富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再加上教育的普及，私学之风益盛，规模也很大，出现“奉劝有男需入学，莫推言到我家贫······纵然未得一官职，笔下方圆养二亲”的思想，由此可见入学接受教育已成为当时社会大众的普遍行为。同时士大夫所创造的高级、精致的文化逐渐被下层群众接受，并创造出带有浓重民间色彩的“俗文化”。两种文化的互动促使唐代文化向更广大的社会层面普及，成为唐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下文即从庶族知识分子、教育、文学、艺术等各领域探讨唐代俗文化的普及。
一、文化传播的载体——庶族知识分子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逐步确立、私学之风兴盛，广大平民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他们凭借自身的从政才能和文才不次迁擢将相。武则天不拘一格从下层社会大举选拔人才，更成为庶族百姓踏入仕途的重要契机。据记载：“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乡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3]”这样自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逐渐被庶族、商侣等代替，而庶族阶层地位的迅速上升为文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唐代文化不断普及的主要新兴力量。
新兴的庶族地主中的很多人出身贫微，或者有过艰难的奋斗经历，他们更了解民间的疾苦和社会矛盾所在。比如始终不肯随波逐流表示“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高适。荀子说过“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许多政治上不得意或者主动放弃仕途的知识分子，走向社会底层授业解惑，宣传儒家讲求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规范，担负起教化百姓的重担。他们为文化向社会底层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教育的普及——私学之风日盛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教育重要发展时期。唐朝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官学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总管六学，地方上也设地方官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封建统治培养人才。唐武德七年（624年）时颁布诏令：“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并令置学。[4]”类似的政令被政府屡次重申，乡里也可以开办官学使百姓子弟能够就近授业解惑，这样更利于文化向底层百姓的传播。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朝廷颁布诏令：“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亦听。[4]”朝廷对私学的支持终于将官、私教育打通，私人讲学之风益盛，著名的私家讲学者比比皆是。“马嘉运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为沙门，明于三论。后更还俗，专精儒业，尤善论难。贞观初，累除越王东阁祭酒；顷之，罢归，隐居白鹿山，方投业者千余人。[4]”盛唐时的卢鸿隐、中唐时袁滋，阳城隐居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私学之风的兴盛，对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使得民众教育更向一般的文化侧重，比如唐朝自建朝以来就颁布命令天下家藏《孝经》、《论语》各一册，普令勤读学习。这种自上而下对教育的重视，对文化向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普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唐朝物质经济的高度发达，庶族地主构成的新文化队伍的结成并不断壮大，教育的深入普及发展再加上唐朝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都对“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使参与和享受文化的社会阶层逐渐下移。精英文化被广大群众接受，而通俗文化也相应的提升了水平，所以唐朝的文化显示出空前活跃的氛围。
三、俗文学方面
（一）俗诗赋
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民间诗的繁盛程度在历代是罕见的。敦煌藏卷中发现了许多唐朝的通俗诗，有韦庄的《秦妇吟》一卷，虽然残缺不全但仍存下接近一千字。《秦妇吟》借助妇人之口讲述黄巢起义中的焚抢掠夺，讲述极其详尽，用词也明浅易解，所以大受当时人大的喜爱以至人人诵之：“旧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处。一从陷贼经三岁，终日惊忧心肝碎······逡巡走马暗吞声，女伴闺中潜生喜；皆言冤情此日销，必谓妖徒今日死······”[6]。这种通俗诗体极富表现力地反映出当时百姓在黄巢起义期间胆战心惊的生活状况。《朝野佥载》里也记载了不少民歌流传的事实，如“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麟德以来，百姓饮酒唱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盐族’”；“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3]。虽然这些诗歌都是被当做谶纬记录的，但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诗歌的流行。
从另一方面反映社会民众文化普及的是一些地主上层知识分子的诗歌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元稹在讲到白居易与自己的诗时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7]”诗歌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与诗人吸收大量民间口语和民歌是分不开的。白居易咏诗，老妪都能理解；刘禹锡的《竹枝词》则是根据湘西民歌改写而成的。民歌和民间口语的广泛使用为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增强了诗歌的生命力。这是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互动的良好表现。
（二）变文
隋唐以来，儒教的地位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威胁，出现了三足鼎力的局势。武则天积极扶植佛教的发展，佛教迎来了在中国历史上的繁盛时期。变文的流行跟佛教的传布是分不开的。和尚传布佛教讲经说法，把佛经中的一些故事讲唱出来，以吸引听众。这种形式的讲唱就是俗讲，而讲唱所依据的话本则被称为变文[8]。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多种唐朝时期流行的佛经题材的变文：目连变文、伍子胥变文、舜子至孝变文、西征记变文等。变文是面向群众的艺术创作，语言通俗易懂，故事曲折悬疑，和尚在讲说时说唱并用，生动形象，深受百姓喜爱。佛讲从寺院庙宇走向民间，产生了很高水平的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四、艺术方面
无论是绘画、雕塑、石窟、书法，还是乐舞、散乐百戏、民众游艺都是辉煌至极的，他们构成了富丽堂皇的大唐王朝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中华传统文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首先是美术方面的绘画和雕塑。唐代的画作主要在人物、山水、宫室器物、花鸟、翎毛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唐代大画家吴道子，身为朝廷的内供奉，也深入民间作画。他作画风格比较贴近民间生活，比如一些佛像画和山水画，所以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绘画艺术也比较容易在民间普及。现存唐代很多雕塑都是无名工匠的作品，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宗教信仰需求而作的，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就壁画而言，不管是敦煌石窟壁画还是寺观壁画更或者是墓葬壁画都是许多无名画工辛勤劳作的结果，他们的辛苦汗水铸就了唐代绘画艺术的高度成就，为唐代辉煌的文化成就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唐朝时期社会高层很崇尚戏曲乐舞艺术，唐玄宗嗜好音乐编定《霓裳羽衣舞》，并且由杨贵妃亲自给宫女排舞。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贵族阶层为迎合皇帝的喜好积极研究、欣赏乐舞，形成一种浓厚的尚舞乐的贵族风气。就连百姓也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陶醉于散乐百戏和民众游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乐舞艺术。很多民间盛行的游艺活动比如踏歌、合生拍弹以及传自西域的泼寒胡戏不仅吸引普通百姓参加就连皇族也经不起诱惑参与其中。据记载：“始自王公，稍及闾巷，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5]”，可见唐朝时期民间的乐舞伎乐是十分兴盛的。
总之，文化向下层社会的传播反映了社会下层劳动阶级的生存要求，并为高等雅文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对于远离社会现状的浮华不实的雅文化进行了矫正。杜甫众多反映社会现状的诗作皆源于其对社会普通大众甚至底层贫苦人民在生存边缘线上挣扎的痛苦遭遇的仔细观察，比如“三吏三别”。尽管小传统具有与生俱来的保守性，但其独特的进步性是不容抹杀的。所以唐朝文化如此璀璨的闪耀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上，不得不说得益于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完善。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健康维系与合乎理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有赖于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1]张荣华.文化史研究中的大、小传统关系论[J].复旦学报，2007（1）.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4]刘熙等.旧唐书（卷二四）[M].上海：中华书局，1975.
[5]王国维.王国维讲国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6]纪昀，元稹等.元氏长庆集（卷五一）[M].上海：中华书记，民国时期.
[7]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