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分析太极拳在近代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什么能“风行所至，几遍全国”，从乡村把式一跃而成为国术。究其原因发现乃是太极拳采取了顺势而为的生存之道：服从政治需求之势；适合经济结构变革之势；追随文化潮流之势；贴切社会生活之势。以史为鉴，太极拳在当代的发展应当顺应时代需求，谋求更大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 太极拳 生存之道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中，西洋强势与域外新知相互支持，随着坚船利炮与商贸往来双管齐下渗入中国，并在十九世纪末，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瓦解。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从未有过如此巨变的形式之下，中国的传统体育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孕育、繁衍的土壤不复如旧，西方体育文化的骤然进入，何去何从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太极拳如其他武术拳种一样面临着“形不利，势不便”的窘况。
但从杨露禅将太极拳带出陈家沟（1840年左右），太极拳在近代110年的发展历程中，从封闭自守的家传之秘到广为流传的“国术”；从追求技击到的武术到背负“强国强种”的体育项目；从“口手相传”到“付梓刊行”，成为中国众多拳术的佼佼者。出现“当道诸公，提倡国术，不遗余力，用以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引起国人之注意，而一般行政机关，学校法团，尤重于太极拳，风行所至，几遍全国。”的盛况。作为孕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太极拳，它在近代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生存策略，才使得它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得以生存并繁荣昌盛？
1服从政治需求之势的发展宗旨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尤其是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字，自以为处于文明输出位置的大清帝国，真的被一向视为虾夷的日本打败，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割地赔款，这种耻辱与无奈刺痛了所有的中国人。而在这种心情之下，自强成了中国人的共识。从蒋益澧同治五年（1866）七月奏上《奏陳自强之策》，王韬《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发表，三十年后，到1896年8月《报时务》发表汪康年《中国自强策》的时候，“自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中心词语，无论是激进者的自强，还是保守者的自强。在自强以救国，图强以雪耻的时代形势下，太极拳也表现出积极的政治担当。
在“国弱民疲”“民族危亡之时”太极拳也担当了强种救国的政治重任。1929年，西北军著名将领，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在为吴图南《科学化的国术》作序时赞许太极拳“自卫奋斗，强种卫国。”1930年李兴中在《太极拳阐宗》中提及，“值此国难严重、人心浇薄之时，正宜扶持正气，挽救颓风，砥砺献身殉国之精神，养成成仁取义之信念，则其收效之宏，当不只健种强身已也。”1934年杨澄甫《太极拳体用拳术》的表述最为明确“吾之习此而教人者，非以敌人，乃以卫身；非以用世，乃以救国。”。在近代，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太极拳树立了与国一体的发展宗旨，成为爱国志士、拳术大家挽救国家于危亡的精神载体。
2适合经济结构变革之势的传承方式
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逐步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被引入。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一方面，它破坏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厂，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中国城乡仅仅的发展，中国封建经济逐渐解体。随着传统宗法社会结构的日益松弛和小农经济的破产，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工商业从业人员。孕育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太极拳，习练者往往以保镖、护院、保卫以家族为核心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这种经济基础面临着崩塌的同时，太极拳也不可幸免的遭遇了生存危机。但是在此经济形势之下，也为太极拳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空间，社会人口的流动性，将太极拳带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太极拳脱离了原本闭塞的生存空间，依时而变，首先在传承方式上打破了家族式传承的藩篱，出现了全新的传承方式。
2.1体育社团中太极拳的传承与发展
武术社团的建立对于武术的传承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场所和受众，为太极拳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借鉴。四民武术社（1900年耿继善创立）、北平体育研究社（民国初年许禹生创立）、北平体育讲习所（1916年许禹生创立）、致柔拳社（1926年陈微明创立）、汇川太极拳社（1927年武汇川创立）、鉴泉太极拳社（1932年吴鉴全创立）等专门太极拳组织，而张之江创立的国术馆系统，如河南省国术馆、山东省国术馆、重庆市国术馆等，也大多教授太极拳，据《中华武术大辞典》记载，传授太极拳的组织机构多达44所，任教的太极拳名家包括了许禹生、吴鉴泉、杨少侯、杨澄甫、孙禄堂、陈微明、武汇川、叶大密、徐致一、于化行、孙禄堂、李玉琳、郑汝平等各地各流派大家。这些组织、社团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拳术传播方式，拳术传承的血缘关系逐渐被淡化。这是太极拳传统传承方式不适应自身发展而采取的积极变革，也是在西方体育冲击之下的参考和借鉴。城市中的拳社组织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逐渐向现代体育组织转化，为太极拳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2.2太极拳在学校中的传承与发展
近代，西方的教会学校对我国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教会学校对我国教育（包括学校体育课程）近代化，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之后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体育成为学校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也正式进入体育课程。1915年“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至此武术以合法的形式被列人体育课程。”而太极拳作为当时武术的代表，一大批著名拳师，如杨澄甫、孙禄堂、吴鉴泉均受聘到各所学校进行教习。如1916年，许禹生倡导成立了北平体育讲习所，延聘太极拳名家吴鉴泉、杨健侯、杨少侯、杨澄甫、孙禄堂等任教。讲习所以培养大、中、小学校武术师资为目标，其术科以国技为主，包括徒手和器械。徒手包括太极、形意、八卦、少林等各类拳术。1934年，民国政府公布的师范学校统一课程标准及体育师范学校各学年课程安排中，均列有国术教材。1936年教育部修正公布的初中及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及《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均将国术定位教材，其中大专学校规定内容中便有太极拳。
太极拳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传播和规范教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一大批经过接受过现代体育知识教育的教师和学生参与了太极拳的普及和发展，也促进了太极拳的普及。
3追随文化潮流之势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由过去的九州一隅扩大到了地球，中国则从过去的天下缩小到了东亚一隅。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同样悠久，西方文明并不比中国文明落后。特别是在割地赔款，屡受欺凌的时代，在那个“纯任国势强弱以为是非”的强权政治时代，富强与文明便等同起来，强权政治下的西方文明，也在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冲突的进程中被中国知识分子认同和接受。而太极拳的传播、兴起也恰逢这个乱世，西方体育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成为中西方文明交流最直接的写照。
3.1文明冲突中的文化尖兵
自明代中后期西洋人进人中国之后，在两三个世纪里，各种西洋新知不断进入中国，并开始缓慢的渗透到中国知识系统中。而面对1840年后的列强凌辱，割地赔款，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这种处境深表紧张和焦虑。严复在其《原强》中表述了“只有富强，才能应付这种巨大的世变，只有应付了这次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保存民族的血脉不至于香火断绝，为了这种绝对优先的目标，中国只能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当然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西方体育也随着而来，也逐渐被接受。
但中西体育毕竟是不同文化土壤中的产物，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随着“对中国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的不同认识发展到30年代，终于因为九一八事变、1932年奥运会和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的召开，引发了一场土洋之争的大讨论。”在这场文明的冲突过程中，太极拳成为中西体育文化对抗的尖兵。1931年，张群为褚民谊著《太极操》作序称“盖彼之所谓体操者，徒尚拙力，忽视性灵，沾沾於形骸之末，而夸示其血气之勇者，务强壮其肌肉，而不能持其志，锻炼其筋骨，而不能无暴其气，故其动作也僵而骤。惟僵故而不能圆，惟骤故不能慢。能刚而不能柔，能动而不能静，故不能适合於身心并重之修养。”1934年方国定在为吴志青所著《太极拳正宗》中作序称太极拳被誉为最优良的运动术，“一因他项运动多偏重一部分身体的锻炼，注意生理的卫生，应称为健身运动；而太极拳不但锻炼全身内外，并且兼顾精神的修养，心理的卫生，应称为“健全运动”。二因他项运动仅适于身心尚属壮健之人；而太极拳则并宜于身心已呈衰弱之人，能收返衰为壮转弱为强之效。三因他项运动需有相当的设备。或器械只供有钱的人享受；而太极拳只要有手有脚便可，伸屈开合听自由，实為最易普及最合国情的运动。四因他项运动不但运动时多费光阴，并且运动后恢复需时，甚至妨害工作；而太极拳活动全身，仅需数十分钟，运动后立即可以工作，实为最经济最合现代需要的运动。”直视冲突，进而优扬太极拳的论调在当时颇为普及，吴图南《太极刀》、陈微明《太极剑》中均有体现。
徐致一在褚民谊所著《太极操》的论述则最为直接，“博士（褚民谊）年来目击我国体育界风尚，竞趋欧化，深惧文化侵略之为害，提倡国术不遗余力”。太极拳作为当时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成为了对抗西方体育、西方文化的武器。
3.2文化认同旗帜下的自我理论发展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经受西方体育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极力在寻找一面能够代表自己的“旗帜”，即文化认同的标志。而太极拳以其技术动作的刚柔、顺逆、进退、虚实等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普遍的世界观；太极拳以“太极图”为其标志，谙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太极拳的理论也多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因此，太极拳成为最能为国人所接受的文化旗帜，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文化共鸣。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与此并存的则是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不得不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古代中国的经典和经学，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资源，他承担着对各种旧知识进行维护和延续的责任，也承担着使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得到理解，并获得合法合理性的责任”。太极拳最初从一个不入流的“末技”，转而成为国人皆识，奉为珠玑，名人、政要为其折腰的国术，理论的升华成为一种必然。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便是借助传统资源进行诠释的典范。这也成为太极拳为什么充斥着儒家、兵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合理解释。
4贴切社会生活之势
社会生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传人，使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顺应人类历史潮流的变化，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重代价。近代，人们的衣食、住、行、体育、娱乐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体育方面，人们对于新的、西式的体育未能全然接受却充满期待，对于传统体育未全面摒弃却心存芥蒂。而太极拳便在这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中进行了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
4.1简化规范以满足普通受众易学易练的体育需求
在太极拳大规模传播的同时，其技术也面临着拳家各有风格，内容繁芜不一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各个流派的拳法套路纷纷以出版物的形式面向社会，使得这些套路向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孙禄堂于1919年（一说1925年）出版的《太极拳学》、杨澄甫于1934年出版的《太极拳体用拳术》、吴鉴泉在陈振民创办的《康健杂志》所登载的整套太极拳动作及名称，1933年陈子明的《陈氏世传太极拳术》、1935年出版的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等，这些各个流派具有代表性的著述中，将太极拳的技术内容详加说明，而且荐于当时太极拳发展的空前壮大，习拳者众多。因此大量理论著作当中，拍摄了大量珍贵的技术图照，使得各个流派的太极拳技术动作较为直观地展现出来。
4.2降低运动强度以适应国民体质状况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经战乱，民不聊生，加上西方列强为了打开中国尘封的大门，罪恶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并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使得鸦片贸易变得合法化，导致上至达官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吸毒成瘾，不能自拔，使得国人的体质遭受巨大的摧残，自始蒙受了“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呼。
鉴于国民体质的赢弱，使得太极拳不得不抛弃其原本的技术风貌与内容，曾经“低架”“功架”传承范围变窄，技术动作中的发力、跳跃比重逐渐减少乃至消失。杨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与陈式太极拳相比较，其动作过程中大小腿的折叠幅度的逐渐变革均能表明这一技术发展轨迹。
4.3具有满足民众体育消费水平的自我优势
伴随着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国人逐渐认识到了体育的价值与功用，积极的倡导体育，希望籍此以图强。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对体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提倡与实施之间着实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正如陈立夫在全国运动会日刊中所说：“据我们观察所及，近数十年来，由欧美流人的所谓运动，多数不适应我国的国情和需要。第一，现在流行的各种田赛、径赛以及各种球戏，严格来说，仅是学校的体育，而不是国民的运动，除了学校的学生以外，极少数人来参加这种运动，而学生在中国是占人口总数最少数的；第二，这种运动根本是贵族及缙绅阶级的运动，而不是普遍民众的运动。试问在中国有几处球场和游泳池的设备”。在当时，体育运动成了一种奢侈品，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当然是少之又少。因此，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拳术就成了锻炼身体的首选.“国术不受经济之束缚，不拘贫富，不拘忙闲，随时随地，皆可练习，语云穷文富武，似以贫人不能习武，殊不知习武所费，只以食量增加而已，然人之强健者，食量必较常人量大，其次则鞋袜稍觉耗费，然非若西式拳术，需四五十元之手套者可比，故练习国术，不必另制衣履，即可施行，此易于普及之良技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武术相对于西方体育来说，更为经济，更能适应当时广大人民的体育消费水平。可以说是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体育的发展，而促进了传统体育尤其是太极拳在一段时间内的广泛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