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前赫斯特·柯普科被送到英国审讯，他到时正在发烧，两天后被送医院。很抱歉，我们还没来得及审他，他就死在医院了。我们附上院方的死亡证，请告知他的家属。他已下葬当地军人公墓拨给死亡战俘的墓地。”
这是R.帕特森中校1948年6月15日给战争罪调查者写的信。发信地址是伦敦肯辛顿皇宫花园6号。这是英国情报机关的一个据点。地址上方有“秘密”字样。
作为纳粹德国一条高级鹰犬，他心狠手辣，敌方人员一旦落到他的手里，都要经受严刑拷打，常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直至昏死过去；处决囚徒的手段更加残忍，或以重锤猛击后脑，或以毒物注射，甚而把一气尚存的囚徒扔进焚尸炉里。
他的被害人当中，有许多是妇女。其中女英雄维奥莱特·萨博牺牲后获得乔治勋章和戴高乐勋章，她的故事还被拍成了著名电影《记住她的名字》。柯普科参与杀害了至少106名英国特别行动局(SOE)空投敌后的特工。二战结束后的3年里，SOE领导人一直在追查这些失踪特工的命运，并且决心让柯普科偿还血债。然而，他们被骗了，而欺骗他们的竟是自己的同事。
大概就在帕特森中校写这封信的这天，这名纳粹就开始了新的生活。MI6认定柯普科是一座宝藏，必须加以保护和开发，因此伪造了他的死亡和葬礼。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工厂经理彼得·科迪斯，并且以此为掩护，成了女王陛下麾下情报机关的一名间谍。他的行动不受限制，不仅能和家人一起生活，还能在新主人的安排下自由旅行，甚至带着一个又一个情妇去旅游胜地游玩。
在德国的格尔森基兴，92岁的盖尔达·柯普科在她家客厅里凝视着这封50年前的信。“是的，就是他。但是他1996年死在格尔森基兴。”盖尔达说，脸上露着微笑。她知道这是英国官方撒的谎。“英国人叫我们假装他已经死了。”盖尔达说。
这些女人被注射了毒液，但是在被剥光衣服拉到焚尸炉前还在呻吟，有一个女人被送进炉火时醒来了，伸手抓伤了一个刽子手的脸
1910年11月29日赫斯特·柯普科出生于奥特尔斯堡。奥特尔斯堡当年属于德国鲁士省，如今变成了波兰的什奇特诺。赫斯特是一个饭店老板的儿子，在这家6个孩子中排行最小。他两个哥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法国战场，这对于年轻的赫斯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柯普科加入了党卫军。“党卫军是穿黑衣服的”，格尔达笑着说。“他为成为党卫军而骄傲，他们也很高兴接纳他。他总想成为最杰出的人，他也确实比其他人更杰出。”
1937年，柯普科得到提拔后，和妻子、2个孩子搬到柏林，在纳粹警察神经中枢“第三帝国保安队总部(RSHA)”从事情报工作。RSHA是党卫军的主要部门，第三帝国的所有公开和秘密警察以及各保安机构都受其领导，首任头目是希特勒“最后解决”的主要策划人莱因哈特·海德里奇。1939年，RSHA第4处处长是臭名昭著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因里奇·米勒。第4处的一部分是2-A科，柯普科在这里负责搜捕敌特和进行颠覆破坏。
敌特被抓到了，经过审讯，就会按照“夜雾”命令(1941年纳粹分子发布的残酷镇压占领区抵抗运动的命令)加以处置。他们被送到集中营绞杀、枪杀、瓦斯毒杀、或者毒物注射处死，毁尸灭迹，就像在“夜雾”中消失了，不留痕迹。但是，1945年4月，美军开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奉存者向美军报告，英国特工在焚尸炉的地下屋里被套在系于肉钩上的铁丝圈里慢慢绞死。
SOE领导人薇拉·阿特金斯一直在追寻失踪特工。他们都是经她训练后派到敌后的，她感到和他们有着个人的契约。在战争部军法署署长所在部门的支持下，她组织了一个追捕纳粹罪犯的专案组，取代号为“大干草垛”。取这个名意思是要在被彻底摧毁的战后德国寻找纳粹其困难程度就像在大干草垛里寻找一根针一样。小组成员大多是德国人或者逃亡的奥地利犹太人。
到了1946年中，在对德国盟军占领区彻底搜索后发现，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杀的9000名妇女中，有4名是在沦陷的法国被捕的英国女人。这4名英国女人是SOE特工，其中一个叫西塞莉·勒福特。她被送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灭绝分部，然后在一辆货车上被用毒气杀死。她的同伴维奥莱·萨博、莉莲·罗尔夫和丹尼斯·布洛克被迫做苦力，关进禁闭室，最后被处决，子弹射进了后脑。尸体立即被焚烧。
在阿尔萨斯一个叫“纳茨威勒”的不为人知的集中营，一个司炉工说，他在一只焚尸炉里看到4具烧焦的女尸。有目击者说，这些女人被注射了毒液，但是在被剥光衣服拉到焚尸炉前还在呻吟，有一个女人被送进炉火时醒来了，伸手抓伤了一个刽子手的脸。阿特金斯最后查实了这些罹难者的身份，她们是戴安娜·罗登、薇拉·利、索尼亚·奥斯钱斯基、和安德烈·鲍里尔，都是SOE法国科的特工。
后来，又有证据显示，达豪集中营3个女人，惨遭毒打后被处决。另外一个女人诺尔·伊娜耶·可汗也死在达豪。她戴着镣铐度过最初几个月后，“被打得遍体鳞伤血内模糊”，最后被枪决。她留下的最后遗言是：“自由万岁”。
战争结束时，大战犯的名字在盟军中是尽人皆知的，他们在纽伦堡受到了审判。盖世太保被纽伦堡法庭判为犯罪组织。许多集中营的党卫军成员被迅速逮捕，数十名惨杀这些特工的刽子手被审判后处决。
柯普科是向被捕特工下达“特别处理令”的人
然而，阿特金斯开展调查之初，根本不知道赫斯特·柯普科。但是，她审讯的一个又一个盖世太保，都提到柯普科。沃尔特·赫尔保格是一名盖世太保中级官员。他说，这些特工被直接送给一个叫柯普科的人后就“失踪”了。他提到了英国人空投的两名俄罗斯女人。“这两人被送到柯普科的办公室，直接交给他本人了，后来就不见了。”
还有盖世太保对阿特斯金说，柯普科是向被捕特工下达“特别处理令”的人。他处事低调，名字很少出现在正式下达的处决令上。但是，各地盖世太保每天都必须和他联系，因为他掌管所有案件，而且还坚持索要特工被处死后的“凭证”。
在诺茨威勒地区，有证据显示，当地盖世太保官员曾两次向柯普科所在的4处2-A科请示将女俘送往什么地方，他们得到指示尉巴她们送进诺茨威勒集中营。一个叫瓦斯默尔的盖世太保说，把SOE女特工转送达豪集中营的所有指令都来自柏林，他特别提到了第4处2-A科的柯普科。处决令也来自柏林，瓦斯默尔说。被阿特金斯称为盖世太保“职业屠夫”的奥托·佩雷斯说，柏林以急件形式下达处决令，上面有RSHA首脑和部门负责人(柯普科)的共同签名。巴黎反间谍头目汉斯·基夫最后被捕后也对阿特金斯说，对
于这些特工的审讯和关押，包括送往德国的时间和目的地的安排，都由柯普科决定。
到1946年夏末，阿特金斯不仅希望把柯普科送上法庭，还想从他嘴里得到一些关键信息。一批失踪特工的最终命运仍不清楚。涉及此案的党卫军官高级官员一个个落网，可是柯普科不见踪影。
1946年8月23日，阿特金斯结束了在德国的调查，回英国前给“大干草垛”下达了最后一个紧急通缉令：“通缉柯普科是因为他与纳粹集中营，特别是诺茨威勒和达豪集中营中英国特工的死有关。下令把这些特工送进集中营杀死的是他。假如抓到他，请通知英国的阿特金斯。”
然而，直到1946年9月，在审讯一个被关在伦敦的名叫约瑟夫·戈兹的嫌疑人时，阿特金斯才获得了一个惊人的线索。戈兹说柯普科就在英国人手中。阿特金斯立即给“大干草垛”同事发了一个电报：“我想他一定在巴特嫩多夫。”阿特金斯说的是英占区一个绝密机构，所有英国情报部门都利用该机构筛选重要囚犯，包括能够提供重要信息的告密者或者被怀疑仍在进行地下抵抗的纳粹骨干。
甚至在1945年5月德国投降前，英国两大情报机构军情6局(MI6)和军情5局(MI5)就在准备和苏联打一场新的战争了。但是，因为是战时同盟，他们不能直接对苏联开展谍报活动，所以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将纳粹情报头目绳之以法，而是要开发他们对付共产党组织的头脑。尽管追捕纳粹的人一开始浑然不知柯普科，但是对于战时能够看到被破译的德国警方的超级密码电报的高级情报官，这个名字太熟悉了。柯普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转移被捕空投者和破坏者的加密电报上。
他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对苏联的谍报活动了若指掌
阿特金斯和她的手下不知道，早在1945年5月29日M16就抓到了柯普科。“致司令部作战室：一条大鱼落网了。进一步审讯很快将在巴特嫩多夫特别审讯中心进行。”这份宣布柯普科落网消息的电报说。
原来，就在战争快要打败之前，柯普科和一些同僚逃到了北方的波罗的海海岸，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在那里的弗伦斯堡建立了一个基地。柯普波在这里躲藏了4星期，结果被一个同僚出卖给了英国军队。“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他的妻子盖尔达说。战争最后几个月她一直没有听到丈夫的消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他对我说我们快战败了。我不信。但他早知道了。我和孩子被送出柏林后就不见了。后来，有一天，他的秘书来告诉我他被关在英国人监狱里。我想是巴特嫩多夫。”柯普科的秘书叫贝尔塔·罗斯，他们是一起被捕的。英国人让柯普科在监狱里向她口述他的陈述。他提供的几乎都是独家情报，他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对苏联的谍报活动了若指掌。
从伦敦来的一个MI6官员很不寻常，对柯普科兴趣十足，一次又一次前来提审。每当柯普科谈到共产党特工之时，他更是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一点儿内容。他在审讯笔录上署名H.菲尔比。作为一个审讯者，菲尔比的名声更加显赫，他当时是MI6苏联处处长。直到15年后，菲尔比的面貌暴露了，原来是一名苏联间谍。
随着审讯的深入，MI6审讯者对柯普科有了深刻印象。“他太聪明了，精通谍报手段，审问他根本找不到一点破绽。”一个审讯者在一个报告中评论说。他在和审问者周旋时绝对避免自证其罪。他向英国人侃侃而谈现在可能已经把目标对准英国的共产党人的谍报活动，可是每当话题转向西方特工的任何战时行动之时，他总是吭哧半天不说什么，好像他对于西方的谍报活动一无所知。“他好像对共产党了然于胸，对西方知之甚少，即使谈到了西方的情况，也好像是道途说来的。”一个审讯者在审讯笔录上这么写。
柯普科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共产党特工的“故事”，在长达60页的审讯笔录中，几乎没有提到他对英国特工犯下的战争罪行，也没有被追问过这些特工的命运。几乎可以肯定，MI6一开始就和他做了一笔交易。“只要需要，我愿意为MI6效劳。”柯普科对一个审讯者说。盖尔达回忆说，他被捕没几个月就被许诺免除处罚。甚至在他被押期间就被允许在一幢英国人提供的房子里和妻子见面。“他们待我如何好啦，有一次他们把他送给我，忘记接回去了。我们一起过了很长时间。”盖尔达说。而且柯普科几次被允许去看望孩子。“我记得看到过他一次，他给了我一块美国口香糖。”她的女儿海迪回忆说。海迪现在是一名音乐教师。“我们那时很穷。我把糖藏了一星期。”
1946年初，盖尔达战后第一次见到丈夫，发现他已经放弃了纳粹信仰。“那时我仍是一名纳粹。但是他不是了。我当时很震惊，他变得太快了。当然我后来知道我们错了。”
他知道光凭杀害查米尔这一条就可以治他死罪
“他对我们说，他被释放是因为帮助了一名英国少校。”盖尔达说。盖尔达记不起这名少校的名字了。查阅档案，里面有一条线索，一个和阿普科密切相关关的英国少校名叫弗兰克·查米尔。就当柯普科在巴特嫩多夫接受MI6审讯时，又一条线索出现了，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和看守看到过一名英国囚徒。有一个目击者说，他记得这人的名字有一次被错写成“弗兰克·佐米尔”。另一个人说这人还用过一个怪名字：上韦283弗兰克。据说他是一个空投特工。他遭到严刑拷打了，最后的命运没人清楚。阿特金斯问了MI6“上韦282弗兰克”或者“弗兰克·佐米尔”是不是他们的人，MI6在一年时间里一直否认知道此人。其实弗兰克·查米尔少校是空投德国的惟一MI6特工。1944年4月他被捕后直接落入柯普科手里。“上韦”就是韦默思附近他家的电话交换局。
战争罪调查者最后被允许审问柯普科。一开始提到查米尔时，柯普科的脸一下白了，差点晕过去，只听他喃喃地说“我不知道”，接着就要了一杯水。这是一个明显迹象：他知道光凭杀害查米尔这一条就可以治他死罪。
在进一步审讯中，他承认参与了对查米尔的审讯，但他开始“避重就轻”了，尤其在被问到使用什么手段审讯弗兰克的时候。“有一次柏林遭到空袭，他被炸死了。”柯普科说。MI6乐得说相信柯普科。但是战争罪调查者“心里很清楚柯普科在撒谎”，有一个报告说。
1947年1月，阿特金斯提审柯普科时，心里最惦记的是那些失踪特工的命运。“我最后在西里西亚看到过他们，他们被送到了波兰西部的大罗森集中营。”柯普科说。他说话的样子好像这些人和他全然无关似的，但是阿特金斯心里感觉到了，柯普科什么都知道，因为他就是下达命令的人。
MI6干脆把柯普科从德国弄出来，送进了“伦敦笼”
为了避免受到进一步审问，MI6干脆把柯普科从德国弄出来，
送进了“伦敦笼”。所谓的“伦敦笼”就是位于伦敦最豪华的住宅区肯辛顿皇宫花园的6号别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MI6把这幢别墅改造成一个特别审讯中心，关押审讯重要纳粹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鲁道夫·赫斯。关在这里的8名纳粹官员中，有5人最后被审判后绞死。)
但是，柯普科仍然有理由担心他的将来。1947年6月，巴黎的汉斯·基弗尔被以战争罪处决，临刑前再次声明他是执行柯普科的命令。基弗尔是科普科在巴黎的下级。而且，这时阿特金斯在德国的接替人正在起草新的起诉书。调查者知道柯普科“因受雇于一个情报机构而被临时释放了”，但他们仍然认为他必须受到审判。然而，他们写信给伦敦要求重新审讯舸普科后，就收到了这封说明柯普科已死的信。
柯普科就此逃脱了审判。柯普科后来的情况不清楚，因为有关他的情况晚于1948年的档案仍没有解密。但是，他可能那时就为MI6工作了。他很快被派回了德国英占区，使用一个新身分，一个新名字，过着普通公民的生活。
“我们直到1950年又见面。”盖尔达说。他们一家当时住在英占区中心多特蒙德，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我们搬到附近格尔森基兴。然后，柯普科就奇迹般出现了，他对家人说，他现在叫彼得·科迪斯。“我想这都是英国人安排的。”盖尔达说。
因为朋友、邻居、甚至学校老师都知道她丈夫赫斯特·柯普科死了，所以柯普科和妻子3个孩子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对外称他是“彼得叔叔”。“我们甚至有各自的床铺。”盖尔达说。
“彼得叔叔”战后为MI6干了多久，干了什么?不清楚。1986年柯普科家人给德国军事档案馆写信询问，结果收到一封回信，说信被被转送秘密国家档案馆了，从此再没了下文。柯普科死前亲手毁掉了他的文件，只留给家人一份仔细筛选过的简历，以便他死后，有人间起，就把它交出去。情报机关没有否认柯普科继续为MI6工作到50年代，当时情报机关为在东方建立间谍网络进行了大量的谍报活动。
柯普科为了掩护身份，在一家纺织厂找了一份工作，最后当了这家厂的经理。他还单身一人到处旅行，不过无论去什么地方，他总是小心翼翼的，从不惹事。“他喜欢地中海和埃及。”盖尔达说。
1956年柯普科决定重新使用以前的名字，自称赫斯特·彼得·科迪斯。“这次改名向人解释并不难”，盖尔达说。“因为当时许多人有同样的经历，没人过问。”
他为MI6干了多久，不清楚。但是，柯普科下半生显然受到了MI6的保护。他没有被盘问过历史，后来一个个战争罪审判，他也没被要求出庭作证。当时数十名执行柯普科命令的人被处决了，但是MI6对他的交代做了手脚。柯普科在SOE特工被害中的作用被掩盖了，甚至不让SOE官方历史学家福特知道。“40年前我了解党卫军下令杀害被俘SOE特工的是什么人。结果到处碰壁，最后只好放弃。”福特说。
“真不光彩，太悲哀了。”弗兰克·查米尔的继子安东尼·查米尔说。查米尔的遗孀现在102岁了，一直不知道丈夫死于何时何地。
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他的贡献是否抵得上得到的宽恕
美国哈佛大学现代德国历史教授理查德·布雷特曼认为，英美两国启用柯普科这样的战争罪犯开启了这个“被严重犯罪玷污”的战后时代。布雷特曼现在正在主持研究美国聘用纳粹罪犯的问题。
而且他们还妨碍了司法公正。柯普科无法开脱他的罪责。他的罪证确凿无疑，辩驳不了。盖尔达本人也说她丈夫了解集中营的一切。“我不知道集中营的真相，战争期间有一次我对赫斯特说要去集中营义务劳动。我想这些都是劳动集中营。我丈夫听后吃了一惊，连说：‘不，不，不。’”盖尔达说。“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惊慌。直到战后我才理解。我后来还责怪他：‘你怎么能容忍这种野蛮行径?’他了解犹太人的一切。我知道他了解这些后惊呆了。”
“柯普科毫无疑问是一个战争犯，理应受到审判，”耶鲁撒冷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艾里兹·佐罗夫说。“问题是英国档案里还有多少这样的案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是一个专门追查纳粹战犯的机构。
1996年10月，柯普科在格尔森基兴一家医院病死，弥留咽气之时，家人围绕在床榻周围。柯普科风烛残年时患了帕金森病，一直居家养病。他为MI6干的勾当和他用来换“命”的知识仍然锁在档案柜里，没有解密。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他的贡献是否抵得上得到的宽恕。
编译自英国2005年8月9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