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一个令人忌讳然而如今又不断蔓延并随时威胁中国人健康的疾病，它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途径和场合最容易让人感染?性病到底有多么可怕?根治性病传播的良方到底在哪儿?一位多年从事性病治疗的医生，以忧愤的心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了出来，为我们揭开了一种触目惊心的现实，读来令人痛心，掩卷长思……
STD——1975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对“性传播性疾病”统一的简称。它的概念，远比我们通常指的“性病”范围广。常见的性病有哪些?——梅毒，淋病，非淋病性尿道炎，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腹股沟肉牙肿，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艾滋病。此外，还有滴虫病，阴虱病，生殖器念珠菌病等，也属STD范围。STD按病原体分类，可分细菌性(如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梅毒)、病毒性(如人类乳头菌病毒引起的尖锐湿疣)和微生物(如衣原体和解尿支原体引起的非淋病性尿道炎)三种。STD的传染途径如何?——可分两大类：一、直接性接触传染途径。如卖淫嫖娼、性乱、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同性恋等性接触，有性器－性交型、肛交－性交型、口交－性交型等多种方式。二、非性接触的间接传染途径。如血液(输血、注射血液制品，未消毒的注射器等)、皮肤粘膜、胚胎(母婴传播)、未消毒的生活用品(毛巾、脸盆、浴缸、浴池、马桶、内裤、牙刷、刮脸刀、被褥)等等。
我国性病发展的趋势如何?——严峻。解放初期，旧社会遗留给新中国的STD主要是梅毒，在性病中的比例占60％左右。为了清除污源，新中国政府对卖淫妇女进行集中收容、教养，不仅医治好她们的性病，而且教她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1964年，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性病!这，震惊了整个世界，传为佳话。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79年我国再次报告梅毒病例后，性病病例数逐年递增，1993年到1999年，年均增长率为85％。2000年我国梅毒病例数为80181例，是1993年的40倍。2001年我国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估计已超过85万人；这个数据与前年相比，增加了50％左右。我国艾滋病患者中，因吸毒感染的占70％左右。艾滋病，又称“超级癌症”。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日前发表报告：到2020年艾滋病将至少夺去6800万人的生命，除非富裕国家向全球性预防计划投入更多的资金。我国性病发展趋势正呈低龄化的特点，20－40岁的活跃人群发病率约占总数的35－40％，这是性病流行的危险型人口结构。至于流行病学关于STD传播的一种社会因素推导公式，是根据男女患者比例来算。如果男女比例相似，表明性乱行为已经相当普遍；如果女性比例低于男性，则表明性产业是主要原因。目前，我国STD的男女患者之比为：1.4∶1，按流行学的观点，性产业与性乱两种情况都有可能。2001年起，我国STD的排序为：非淋，淋病，尖锐湿疣，梅毒，生殖器疱疹等。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戴志澄指出：性病已经跃居我国三大传染病之一。
STD胜似毒蚊、毒蝇，胜似鸦片，胜似瘟疫，它既伤害着人们的肉体，又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更降低着中华民族的体质和素质，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一旦患病，多少人惶惶不可终日，无心学习和工作，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人腐化堕落，铤而走险，沦为罪犯；多少单位和个人公私财产付诸东流；多少人发展为癌症，如阴茎癌、皮肤癌、子宫颈癌等。朋友，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呀!从本质上说，STD是一个不拿枪的“恐怖分子”，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反动。它向我们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岂能束手待毙?!我们必须捉拿它，消灭它!
作为泌尿科医生，我从事“捉拿STD”的战斗已有十多年。十多年来，我医治了成千上万的性病患者，感触颇多，思绪万千。古人云：“殷鉴不远”。在此，我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化成文字，与大家共同探讨。为了保密，对于某些姓名、地址、单位则用化名或省略。
一、纵欲：男人的悲哀
有人说：“男人有了钱，会变坏；女人有了钱，已经变坏。”
我认为这句话说对了某些人，特别是卖淫嫖娼的那些人，而不是所有的人。绝大多数卖淫嫖娼的人，都患有性病。越嫖，越卖，就像滚雪球，性病越滚越多。
据我的病例统计，男性性病患者中，大多数是长字辈(镇长、局长、院长、厂长、董事长)、经理、主任、私人老板、采购员、供销员、驾驶员、职员等。他们手中有权，有钱，部分就用在女人身上。玩女人的钱，有的掏自己的，有的掏公家的。玩出问题来了，就找医生。有个老板到深圳花了一万七千元玩了一个三星级演员——据说还是“处女”，仅仅一夜，他就说：“值!”
钱，除了交易功能、投资功能、生存功能、储蓄功能外，还有腐蚀功能。
有的人竟拿了公家的钱，去嫖娼，走上了权钱交易的腐朽之路。1993年，有个年轻的驾驶员叫王亦彬，他尿道口流脓，一小便就痛，内裤脏兮兮的，跑来医院找我。通过尿道分泌物涂片检验，在多形核白细胞内找到革兰氏染色阴性淋病双球菌。我对他说：“小王，你得了淋病。”
“怎么办?我是砧墩上的肉——听宰!”他摊了摊手，垂头丧气地说。
“怎么办?——打针吃药呗。你一个人患病?有没有传染给别人?比如，老婆……”
“从广东刚回来，还没有回家。就是回家，我也会推说感冒，不做那事。”他露出狡猾的一笑。
“到广东玩女人?”
他东张西望，看看四周没有人，连忙关了诊室的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们公司去了四人：总经理，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我。来回我开车。我们到广东谈笔生意，随身带五万元，负责住，住高级宾馆；负责吃，吃高级餐厅；负责泡妞，总经理和副总泡洋妞，我和主任倒霉，只能泡中国妞。”
“泡妞都不好。你们得淋病，说不定总经理和副总得了艾滋病!赶快动员他们来看。”我严肃地对他说。
“好，我一定通知到。来不来，由他们!”他点了点头。
打着出差办公事的旗号，走东闯西，用公费嫖娼，如今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和秘密了。有的人还用公费考察的名义去嫖娼。某厂业务厂长钟世达在保证质量、扩展业务、打开销路上有一套。九十年代初，市里有关部门组织郊区先进的工厂、企业、公司的负责人赴泰国考察，一行二十多人，名单里有他。据他说，在泰国，同行中好多人都嫖了娼。他在“左邻右舍”的感染下，也嫖了娼。他说：“泰国的鸡，都有妓女证，进宾馆都要凭证上楼。妓女都随身携带避孕套，你若不戴，要加钱。你付了钱，她们还会给你住宿或乘车的发票，让你回去报销，不用你自摸蜡子。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想到第一次就得了梅毒。”
嫖娼=住宿，嫖娼=乘车，或者，嫖娼=考察，倒是这些“长字辈”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连一些外国“长字辈”的嫖娼者也自愧不如!广大群众一旦得知他们把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拿来挥霍，当作何感想?
我在门诊中发现，一些建设局局长、土地局局长、厂长等嫖娼得了性病，除了缺德、犯罪以外，也许可以说他们对性病知识“一穷二白”。但是，卫生局局长该懂得了吧?——不幸的是，1999年，我应聘到江苏省N市一所三级甲等医院坐诊时，曾给一位刚提拔上来的年轻的卫生局业务局长看过性病。他是慕名而来的，但装作是普通工人。经诊断，他患了淋病。他拿了我开的处方，匆匆忙忙地走了。纸，总包不住火。该院一位医生认了出来，悄悄地告诉了我。我想，一个堂堂正正的卫生局局长，对性病的知识总该懂一些吧?
有些人不但有钱，而且有权，有势，选“美女”可谓是百里挑一，却仍然得了性病。一个星期天，在H市K区，有个大亨的手下开奔驰轿车把我接到高级宾馆。据说，这位“从山上下来”的大亨黑白两道全通，有次到澳门赌博，一次就输了二百万，他还说：“毛毛雨。”在宾馆楼下的休息室里，我边喝咖啡，边等待，足足等了半小时。半小时后，三部轿车开来，那位大亨被一群保镖前呼后拥着朝大厅走来。我被他们带到三楼，据说，他们长年累月在宾馆包了四间房子。其中最好的一间是大亨住的。当然，大亨的别墅多着呢，这里只是其中的一处。
当我告诉他，他患了尖锐湿疣时，他愣住了，大惑不解地说：“别人选美女，是百里挑一；我选美女，是千里挑一。怎么左挑右挑，还是得了性病?你是不是诊断错了?”
我说：“你的阴茎冠状沟长满了菜花状的异肉，肯定是这病，错不了。不信，可以剪一块，做病理切片检查。”
“不用，不用!我信了。怎么治?”
“尖锐湿疣的病原体是人类乳头菌病毒，潜伏期极长，传染性极大，复发率极高。它既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染，也可以间接传染。先用激光，把异肉全部破坏掉，再用干扰素或者白芥素增强人体免疫功能，以抗病毒。治疗要有耐心。”
俗话说：“城墙失火，殃及池鱼。”有钱的男人，在外面沾花惹草，患了性病，往往会传染给自己的爱人和小孩。光治男人，不治女人，不治小孩，往往会交叉感染，久治不愈，后患无穷。
有个外地打工仔，跑到上海，艰苦奋斗了几年，居然当上了财产颇丰的建筑装潢老板。有了钱，他开始嫖女人，染上了淋病。他为了省钱，也为了瞒着爱人，拒绝同步治疗，不给怀孕的妻子诊治。结果妻子生下了一个病婴——患性病的儿子。这是通过胚胎和血液传染的病例。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一到黄河眼泪出。”他们这时才抱着婴儿找我，只见那婴儿眼睛流脓，尿道流脓，一生下来，就要打针吃药。药苦，针痛，婴儿“哇哇”的哭声不绝于耳，心痛得父母直流泪。父母作孽，下一代吃苦，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
一些出差的人(如采购员、供销员、业务科长等)，一些长期在外工作的人(如港澳台商在京津沪穗等地投资办厂的老板、公司驻外办事处人员等)，如果意志不坚决，不甘寂寞、花心不改，在石榴裙的诱惑下，就容易步入嫖娼的歧途，从而染上性病。从海南省返回上海的采购员吴均可，不顾周围还有病人坐着，得意忘形地告诉我：“我出差十五天，泡了十五个鸡。一天一个，一次一百元，便宜!”
我顶了他一句：“是呀，你也便宜地得到了梅毒——杨梅疮!现在龟头上硬下疳已经长出来了，以后再扩展到全身，皮肤长疮，化脓，溃烂……”
“啊?这么厉害?”
“谁骗你?!危害性还不止这些。嫖娼，是犯法的。”
“没有想到。”
有一次，一个集装箱厂的台商来找我：“我的小弟弟感冒了。”
“什么?”我想，感冒是内科病，怎么找我?
“小弟弟流鼻涕啦!”他指了指下身笑着说，“你该懂得啦。后天我要回台湾探亲啦，老婆看见，不好看啦!”
“哦，懂了。”我这才知道，他是指尿道口流脓了，准是淋病。
“不干那事，不是就不会感冒了吗?”
“半年才回去一次，寂寞啦!谁没有七情六欲?”
“寂寞?也不能这样干啦!可以搞搞健康的娱乐活动嘛!比如打保龄球，跳跳舞，唱唱卡拉OK，飞镖，钓鱼，游泳，打高尔夫球，打网球，亲友聚会……”我不厌其烦地建议着。
“好啦，别给我洗脑啦。先洗洗我的小弟弟吧!最好给我带点药回去。”
我先让他打一针淋必治，再配了几盒舒美特，叫他每日服一克。
我想：寂寞，决不能成为嫖娼的借口。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花心花肺花肚肠。
可悲、可笑、可诅咒的是，有人把妇女作为经商的手段。有一位三十八岁的老板得知自己患了性病，神情沮丧，懊恼不已，摇摇头说：“没有办法，这是第一次!真倒霉!”原来他带了五个人，到无锡去谈一笔生意，谈了三天。对方总经理第一、第二天，先招待好住、好吃、好玩，并分配六位漂亮的姑娘陪住、陪吃、陪玩，一切费用由对方开销，直到第三天才谈生意。这个老板第一次就挂了彩。
妇女成为商业贸易讨价还价的砝码与花瓶，据那老板说，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也许是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的“活学活用”活生生的例证吧?这哪里还有提高妇女地位之谈呢?在此，我要正告那些姑娘们，你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就请自强、自尊、自爱吧!也要正告那些老板们，请尊重妇女吧——就像尊重你们的母亲和姐妹一样!她们绝不是你们经商的砝码。
我们应特别注意那些藏污纳垢、牵线搭桥的“皮条”，他们是卖淫嫖娼者的桥梁，他们是STD的中介人。除了经商以外，还常常可以在发廊、歌舞厅、咖啡厅、茶馆店、宾馆等处看见他们的身影。我是医生，也是交谊舞的业余爱好者，慢三步、慢四步曾分获上海市K区摩登舞比赛二等奖和三等奖。有一次，三位三十岁左右的环卫所的妇女，约我到舞厅，请我教他们跳交谊舞，我一口答应了。我头发吹了风，穿上一套笔挺的藏青色西装，结上花领带，穿上锃亮的黑色尖头舞鞋，来到舞厅。舞曲响起，我一会儿教张三，一会儿教李四，忙得大汗淋漓，不亦乐乎。当迪斯科舞曲响起时，一位穿黑色西装的三十岁左右的胖青年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恭恭敬敬地递上一张名片给我。他说：“先生，你舞跳得很好。我姓张，昆山市市中心一个舞厅的经理，以后欢迎光临。你到昆山，事先通知我，我用轿车接你。我那里有三十多位小姐，随你挑，都比你带的三位漂亮，包你满意。”
我知道他误会了，看了我的打扮，以为我是爱采野花的大老板，一个人玩三个女人，特地前来拉客了。我故意问他：“什么价格?”
“伴舞100元，带出去随你怎么样，200元到400元。漂亮的贵一些，次一点的便宜些。你第一次来，肯定优惠。欢迎光临!”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我并不理睬，他以为我有些顾虑，就拍拍我的肩膀说：“老板，放心，我们公安局里有人。”
昆山一个舞厅的老板拉客拉到上海来了，扩展他的业务，也同时扩展了STD的地盘。有这样众多的皮条，难怪STD成倍增长。根据我国的法律，容留卖淫、组织卖淫，已触犯刑法，必须严厉打击。
在上海汽车城，有个宾馆生意兴隆，常常客满，其赵经理就曾得意洋洋地向人炫耀自己的办馆诀窍：“我两只眼睛雪亮。谁住宾馆是为了玩女人，我一目了然。当公安人员来查时，我就叫服务员去提前通知他，别出洋相。再说，我和公安人员也很熟悉。要玩女人，我这里最放心，生意怎能不好?”
应该说，我国扫黄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为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教育还不够深入，没有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其次是上下勾结，内外串通，给黄流泛滥开方便之门。
是否有了钱，都会变坏了呢?——回答是否定的。请看，有的农民发了财，回乡办村办企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的下岗工人发了财，办起了集团公司，吸引了大量下岗工人再就业；有的老板在国内发了财，还要把业务扩展到国外，为我国赢得更多的外汇资金和更大的声誉……一个人变不变坏，关键在于自己：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操、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意志……而决不在于是否有钱。当然，不可否认，钱，也为某些人提供了变坏的方便之门。
我的性病患者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有钱。英俊的“帅哥”乐士嘉就是一个范例。他，三十六岁，身高一米八，面孔白净，体形匀称，黑黝黝的天生的卷发，大嘴巴，大耳朵，高鼻梁，浓眉大眼。他是某厂的下岗工人，也是因通奸被捉而离婚五年的“光棍”。别看他没有钱，他总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皮夹子鼓鼓的，头发油光光，连苍蝇叮上去也要摔跤。下岗工人补贴费只有两三百元，他何以这么阔气?一打听，他有两个窍门：一是试婚，二是教舞。试婚的对象，到婚姻介绍所里去找，或者到舞厅里去找，条件只有一个：有钱。试婚期多数为一年，等把女方的钱骗到手后，就道声“拜拜”。有一个胖胖的离婚的下岗女工汪小花，三十三岁，她的钱只有股票证上的十多万元。她看中乐士嘉的长相，竟在没有进行结婚登记的前提下，与他同居。试婚一年后，她的股票证上的钱几乎等于零。乐士嘉学得一套好舞，在舞厅里跳起来活像个舞王，令那些少女、少妇倾慕不已，纷纷请他伴舞，或者教舞。在教舞过程中，他特别选择那些既漂亮又有钱的少女、少妇，甚至富婆。钱，是首选目标。自然那些被带教的舞伴会逐步发展到床上，钱会从她的口袋流向他的口袋中。有一个公司董事长的老婆年约四十六，半老徐娘，颇有几分风姿，嗜好跳舞。她就投入小阿弟乐士嘉的怀抱，并在外租房与“小乐”共赴爱河。你想，以吃软饭闻名的“小乐”钱会少吗?据说，让“小乐”与胖寡妇试婚时，她的醋兴还大发特发呢!在教舞过程中，许多妇女还成为与他同眠共枕的临时夫妻呢!他这个仪表堂堂、道德败坏的“鸭子”，凭着自己的外表，凭着自己的舞艺，在妇女身上扒了不少的“分”，足够他大吃大喝、奢侈享受的了。据说，他最近又要准备到婚姻介绍所去登记征婚呢!乐士嘉择偶的标准是：金钱第一，容貌第二。他本人没有钱，然而他可以通过妇女弄到钱，属于吃软饭的一族。嫖的人太多了，究竟是谁染给他的性病?——他自己也搞不清。他得了性病，那个胖女人自然也染上性病，也跑来找我。
还有一种人并不富裕，却可免费嫖娼。例如，个别保安人员，个别打工仔等。这属于“揩油”之类。前者有包庇卖淫者的作用，后者多数出于同乡之情。这两种人我都见过，并给他们治疗过严重的性病。有个打工仔叫朱玉山，二十八岁，安徽人，在建筑工地干些砌砖头的活。他的未婚妻在上海市某纺织厂当合同工。还有三个月就要过年了，他和未婚妻约好过年办喜事。没有想到，他的尿道流脓，左侧睾丸肿大得像个鹅蛋，一碰着就痛。他问我：“我怎么会得性病?”
“我正要问你呢!”我望着他，“你爱人有没有……”
“不会。她每年都评为劳动模范，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你有没有泡澡堂?有没有用别人的毛巾?”
“没有。我总是用自己的毛巾，总是淋浴。”
“那就就奇怪了。”
“会不会发廊的同乡传染给我了?”
“你和她们……”
“嗯。”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有一个星期天，他上街理发，来到一家发廊，里面五个姑娘都是安徽同乡，其中两个还是他的家乡同村人。俗话说：“外地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讲起各自的情况，越谈越投机，相见恨晚。发廊旁的一间也是她们租的，平日卷帘门拉下，就是姑娘们的“接待室”。在“接待室”里，他先后与这五个同乡人饮酒作乐，发生了关系。由于是同乡，姑娘们网开一面，每次都免费。免费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对未婚妻的背叛，还外加性病。他说，未婚妻十分贤惠，十分能干，对他是一往情深，他感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很对不起她。他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保密，叫我务必把他的病治好，不能传染给她。他说，失去她，情愿死。说到这里，他眼睛都红了，声音都哽咽了，最后叹声长气：“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怪我，怪我!”
二、女人，你何时能不出卖自己
妇女有了钱，不一定变坏。许多人有钱的途径是正大光明的，有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个好工作的(如成为白领阶层)，有下海经商发了财的，有摸奖中头彩成为百万富翁的，有继承父母或亲戚丰厚遗产的……君不见，她们有了钱，去深造，读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君不见，她们有了钱，去办厂、办企业、办公司，扩大再生产，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君不见，她们有了钱，慷慨解囊，资助灾区人民和西部贫穷落后地区人民，捐助残疾人和孤寡老人，兴办慈善事业……当然，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也有人有了一大笔钱，去偷税漏税，去养“鸭子”，去赌博，去做老鸨组织卖淫，去贩毒吸毒，去做蛇头组织偷渡……
有的妇女是靠走歪路获得了大把大把的钱，如贩毒、卖淫、当情妇、做二奶、盗窃、敲诈勒索、搞非法传销、做特务间谍等等。她们有了钱，的确已经变坏了。她们的钱，充满铜臭。
在我看过的富裕的妇女性病患者中，不少人是妓女、情妇、二奶。她们把自己的肉体、容貌和歌舞才能当作赚钱的资本，把性器官当作开发性产业的资本。她们自然成为性病的中介人或者一个重要源头，对性病的蔓延起着不可低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也有的是被花心丈夫传染的。
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财产，实行的是群婚制，因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买卖和交换，也不存在以色相作为谋生的手段。我国殷代成汤至纣亡(公元前1783－前1123年)，几乎与欧洲巴比伦同一时代，就有了“巫娼”，即所谓“宗教卖淫”，是为娼妓的发端。《尚书》云：“酣歌恒舞，苟于色货。”燕赵王公多娶娼妓为姬妾。近代的娼妓始于唐代。名目繁多：花娘、养娘、官妓、营妓、饮妓、御妓、角妓、十字、录事、风声贱人、郡君、小姨、婊子等。
嫖客要色，妓女要钱，臭味相投，各取所需。
有个貌似模特的坐台小姐叫陆曼丽，十四岁接客，十八岁已性病“硕果累累”。梅毒，非淋，淋病，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集诸病于一身。她的尖锐湿疣长得像乒乓球那么大，塞于她的阴道口，妨碍她进一步卖淫，才听人介绍，到我这里来看病。听一个玩过她的老板说，她文化程度极低，私人记账都用一横一竖来表示。那老板说，她的床前划有25个“正”，一个“正”代表五万元。换句话说，她至少有125万元，还不包括她已购买的二室一厅的房子。我给她治病时，她还忙着接手机，嗲声嗲气地说：“我想死你了，你死到哪里去了?好的，我们在老时间、老地点碰头。”
“是你男朋友打来的?”待她打完手机，我问道，“连你看病都不放过。”
“哪里来这么多男朋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她毫无表情地说，后来他看看我，又补充了一句，“你除外。”
“你对男人这么恨?”
“我浑身的性病，就是男人们传染给我的。为了报复，我照样接客，也把性病传染给所有的花花公子。男人吧，还不是有着两个臭钱!”
“臭钱?——你不是看中了这两个臭钱，才把自己的身体毁了吗?”
“没有办法。我是破轮胎，你是修车师傅，所以请你给我修好。”
“修好了，再破?你能不能好好地找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打工?人太累了，工资太少了；办厂开店，我动不来这个脑筋：上船容易，下船难。还是我们这一行，省力，省事。”十八岁的她，摇摇头，苦笑着说。突然她包中的手机又响起来了，她笑着回答了几句，向我道了声“拜拜”，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你还没有好，不能……”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在后面高喊，然而她已听不见。
上海市某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教授告诉我：“有一个G国人Y先生到上海一周，与八个人发生了性关系，靠的就是手中的钱。后来Y先生生病住院，一查，竟是个艾滋病患者。为了对那八个人负责，医生向Y先生询问她们的姓名、住址、单位，以便追踪诊治。可惜Y先生仅仅能提供一个人的所在单位，那人是H大学的教师，姓名则只知道是假的。”周教授还告诉我，有位经常上电视为化妆品做广告的摩登女郎，竟开价一千美元一次，而且非美元不就范。难道她们不是艾滋病或者其他性病的后备军吗?
我先后到过青岛、萧山、广州等地出差，在宾馆下榻时，晚上就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先生，您需要按摩吗?我愿为您服务。”“您寂寞吗?需要我为您特殊服务吗?”“丹教授，我知道卧室里只有您一个人，让我和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吧。我现在就来了，请您把房门打开!”奇怪，她们连我的姓名、职称都知道!
有的年轻而漂亮的女孩子，竟成为年龄比她大一倍甚至两倍的老板的金丝鸟。有个金丝鸟叫章小姐，她害怕自己患了性病，托她的好友许玉娟小姐到我这里咨询。小许告诉我，香港的金老板在上海市E开发区买了幢别墅，把章小姐养着，每月给她五千元零用，还买了条毛茸茸的狮子狗陪伴她，雇了个保姆伺候她——实质上是监视她。章小姐和金老板足足相差四十岁。金老板平均半个月来一次，经常乘飞机飞来飞去，忙于谈生意。金老板不在家，章小姐是不能上街的。
许小姐问：“最近，章小姐白带增多，颜色白里带红，有腥臭味，不知道是不是性病?如果是，就赶快治，治彻底，越快越好。”
“章小姐整天关在家里，与外界没有接触，性病会从天上掉下来吗?要么那个金老板或者……究竟是不是，需要前来检查，取样化验，要有科学依据。”我回答道。
后来，金老板回上海，陪她到我处诊治。化验报告证实：章小姐患了淋病，金老板也患了淋病。金老板这才悄悄地向章小姐表示了歉意，说多喝了酒，误了事。
金老板买金屋来藏娇，杜老板却包二奶来养子。杜老板年纪四十岁，膝下只有一个农村老婆生的女儿。为了传宗接代，非养儿子不可，就包了一个外地打工妹。杜老板一米六九，人长得矮胖；那个打工妹叫高小霞，一米七，人长得中等偏上。杜老板买了一套房子，把高小霞养着。同居一年，高小霞给他养了个大胖儿子。杜老板每月给打工妹母子二千五百元。杜老板花心不改，到深圳出差，回来就性病发作，跑来找我，怕把性病传染给打工妹和儿子。经检查，杜老板果然得了性病，幸好他自知理亏，回来没有和高小霞过性生活，生活用具也和他们分开。我合理用药，很快治好了杜老板的病。我正告他：“你们已犯了重婚罪，你老婆完全有理由把你告上法庭。”
“我老婆说过：‘只要每月钞票不少，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所以她不会告我。”杜老板如是说。
那打工妹不用工作，过着寄生的生活。她手上有了钱，但断送的是自己的青春和灵魂，破坏的是他人的家庭和自己的前途，触犯的是法律。
有些妇女卖淫，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的。在上海市K区，有一个四十开外的化工厂女工叫菜花，她竟被比她大三岁的丈夫朱阿狗逼迫着每晚上街卖淫。菜花悄悄向我哭诉，说他老公是个瘌痢头，瘌痢头撑伞——无法无天，是个赌徒。天天赌，月月赌，年年赌，一赌就输，输了就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卖掉，家里只剩下了一些破烂货。家里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就叫她卖淫抵赌债，由于她人老珠黄不值钱，卖淫一次仅仅得到10元钱。卖淫后她已患淋病、非淋、尖锐湿疣等多种性病。当我开药刚开到500多元时，她竟懊恼地说：“你只一笔，我接客要接50多个人呀!损人不算，还伤财。我老公真是害人精!我再也不干了!”我补充说：“他这个害人精，还是逼迫妇女卖淫的罪犯呢!你怎么不告他?”她摇摇头，哭了。
三、性病传播无孔不入
人们的认识有个误区，即一提到性病，就想到卖淫嫖娼，就想到乱搞男女关系，殊不知还有例外。
1995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一对年轻父母带着一个五岁男孩到我处看病。那父亲说：“丹医生，我小孩一小便就哭，小麻雀黏糊糊的。看了几个医生都看不好。他们都说小孩得了尿道感染。你看怎么办?”
当我看了小麻雀后，说：“可能得了淋病。”
“不可能。小孩也没有发育，怎么会得性病?帮帮忙。”那父亲说话带些嘲笑的口吻。
“那就化验一下。”我准备用事实和他们对话。
化验的结果，天平向我倾斜。
“啊?这是怎么回事?”那父亲目瞪口呆。
“你最近一周有没有带他到公共浴室去洗澡?”我问那父亲。
“有呀，前五天。天气有些冷，我想公共浴室暖和。”
“你们泡过大池?用的是公用的毛巾?”
“是呀。”
“和你们一起洗澡的一定有性病患者。他们生殖器的脓性分泌物排泄在大池里或者大池的边上，擦在毛巾里，你小孩抵抗力差，碰上了容易感染。”
“我叫你们在家中洗澡，你就是不听!”那母亲在埋怨那父亲，“害得孩子都得性病，还说宝贝孩子呢!”
为了儿童的健康，我于1996年在《新民晚报》撰文呼吁家长们勿把孩子带到公共场所，勿用公用浴池和毛巾。
STD的传播途径，一般人只记得性接触的直接途径，而忽视了间接途径。在此，我愿再讲讲一个纯情少女和一个少尉军官的两则故事，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1993年的年初七，一个来自农村的十七岁的高中生庄晓芹到我院看妇科，妇科医生转至我这里会诊。她白带多，且有大量脓性分泌物，恶臭。我怀疑她得了淋病，叫护士小姚立即取小庄的阴道分泌物去化验，去培养。结果显示：淋病。
“医生，请你重新化验好吗?我是高二学生，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从来没有做那种事，怎么会有性病?”她哭红了眼睛要求道。
“小庄，我完全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科学。问题是怎么解释。”我耐心解释道，“你有没有考虑过非性接触的可能性?”
“不懂。”
“比如说，你有没有到公共浴室洗过澡?”
“没有。”
“再比如说，你有没有借用别人的毛巾洗澡?借别人的内裤穿?用别人的马桶方便?”
“哦，有。”她突然眼睛一亮，“过年时，我到姐姐家做客三天。毛巾、内裤都没有带，全用姐姐的，还在姐姐家的浴缸里洗澡。我姐姐蛮正派的，怎么会?”
我微笑着说：“你姐姐正派，不等于不会得性病。随便说说吧，假如你姐夫出差染上了性病，假如你姐姐到公共浴室洗澡染上了性病，假如你姐姐用了他人的马桶、毛巾、内裤……总之，你姐姐得性病，是你得性病的前提。你回去问问吧，问她的症状是不是和你相同，或者更厉害。如果是，就请她也到我处来，一起把性病彻底治好，越快越好。”
第二天，庄晓芹和她的姐姐一起来了，检查结果也是淋病。庄晓芹竖起大拇指说：“丹医生，你解了我的谜，也救了我们姐妹俩。我们谢谢你。我今后高考填志愿，也要填医科大学，做个好医生。”
“欢迎!”我瞧着这位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笑了。
1998年12月，我应邀到江苏省W市看专家门诊。一天上午，空军少尉小顾穿着便服来找我。他患了淋病。他本来准备春节结婚的，我叫他延长到“五一”节。他感到很委屈，红着眼睛说：“我是党员干部，革命军人，平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决不乱来，怎么会得这种脏病?”
我一看，这个中等个子、身体壮实的小伙子，很老实敦厚，不由得为之惋惜。我安慰他说：“我相信你，完全相信你。你没有乱来，不等于不会染上性病。”
“总不见得从天上掉下来吧?”
“对，是地上。”我笑着说。
问来问去，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们的部队在W市的近郊，浴室没有盖好，后勤部就发洗澡票给官兵，让他们自己到附近私人开的公共大浴室去洗澡。大浴室凭钱买票，来者不拒，性病患者也夹杂其间。冬天，几十个人泡在大池中一起洗，毛巾也你用我用大家用，小顾就这样含冤得病。这时，我真想给空军后勤部写封信，叫他们赶快重视这一问题。
就在同一城市，我还遇到了一个25岁的无赖。他，矮壮个子，一脸横肉，左面颧骨上留着一道两寸长的刀疤，花衬衫，花裤子，黄皮鞋，剃个光头——瘌痢头撑伞，无“发”无天。他也是集诸病于一身：淋病、非淋、尖锐湿疣、阴虱、梅毒、生殖性疱疹……据他说，他的病都是在公共浴室里传染来的，所以他就“横竖横，拆牛棚”，天天到公共浴室去洗澡，也要传染给别人，图个报复。
我明明知道，他的病种如此多，不一定全是从澡堂里传染来的，说不定他本身就是花花公子，但还是依着他讲的，好心劝他：“冤冤相报何时了?千万不要再到公共浴室去了，这样一来，于人于己都有好处。还是学学雷锋，做做好事吧!”
“什么?学雷锋?雷锋早死了。”他噘着嘴巴反驳我。
“雷锋人死了，精神永远不死。”我气愤地回答道。
“丹教授，你只管给我治病，不要给我上政治课。”他打断了我的话。
“这种人，简直是流氓!”待那人走后，其他病人个个义愤填膺。
在我看过的STD患者中，年龄最小的是刚出生的婴儿，年龄最大的是八十六岁的老人。据那老人说，他就是公共浴室的常客。
我想，许多天真无邪的小孩，许多忠于职守的军人，许多年愈花甲的老人，不是会从公共浴室里带回STD吗?这不是飞来横祸吗?
关于公共浴室，必须整顿。我的意见是：(1)加强消毒工作的监管力度，躺椅、毛巾、浴缸、浴巾、用水等必须严格消毒；(2)提倡淋浴，严禁大池共浴，严禁同用一池水；(3)凭身体健康合格证买票入内，发现可疑之人，应奉劝他退出浴室；(4)顾客用过之水，一律排出下水道；(5)严禁未成年人和年愈古稀的老人进入公共浴室；(6)对不合格的公共浴室必须停业整改，或者取消其营业执照，并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四、性病治疗市场亟待整治
STD患者中，不少人是有钱人，大多数能承受昂贵的自费药及各种治疗费用，即使不能报销也无所谓。这些人患了性病后，羞于启齿，很注意保密，即使多吃了一些药，多打了一些针，多花了一些钱也不计较。而我国医疗卫生部门对STD治疗市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不够，很难抑制STD迅速蔓延的势头。一些梦想发财的人看准了这一点，垂涎欲滴，感到这里有很大的赢利空间，就千方百计削尖脑袋，争先恐后地抢占STD治疗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莆田市农村郊区的一些人，大多数仅仅是初中文化程度，却是抢占我国这一市场的主力军。他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起，直到如今，始终是活跃于这一市场的生力军。请看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提供的一组惊人数字：对24个省市自治区1516家公立医疗单位开设的性病门诊调查，发现有63.3％的性病门诊被私人承包，其中预防保健、康复中心等单位被承包的比例为77.1％左右，卫生防疫站与皮肤性病防治所被承包的比例为67.5％左右。他们用经商手段，来运营STD治疗业务，获取了亿万财富。他们的运营特点是：家族性、组织性、网络性、欺骗性、赢利性。
家族性：是指他们大多数是嫡系或旁系亲属出来投资入股经营的，风险同担，利益共享。
组织性：他们大多数都组成注册的集团公司，成立董事会，有董事长、财务部部长、组织部部长、联络部部长、各分支机构主任或经理，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一般地说，投资入股或资金最多者任董事长。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有一位教授告诉我：“我认得一个董事长A老板，十分凶狠。有一次，他的属下B君未按照他的意图办事，竟拳打脚踢，把B君打得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围观者多人，无一阻拦。最后，A君从口袋里摸出三四千元，扔在地上：‘滚!看病去!’”
网络性：集团公司是他们家族的神经中枢，下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点——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各个点大约三个人：主任(或经理)、财务会计、业务总管。他们赚的钱必须按月上缴集团公司，日常开支也一并上报，由集团公司领导审批、指示，发放工资和奖金。这些承包性病的门诊大多以协议处方治疗，一般每个病人治疗费至少4000元。
欺骗性：他们善于拉大旗作虎皮，打着所谓“合法”的招牌，大做特做广告，扩大业务量，让病人大剂量地应用价格昂贵的药，从而攫取暴利。不少新闻媒体报道，说他们自己租了间房子，开了间非法诊所，穿着白大褂，冒充专家教授看病，以假乱真，赚取金钱。是这样吗?据我看，这只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他们早就露馅了，早就站不住脚了，早就被揪出来了。他们决不自己租房开诊所，而是像寄生蟹一样，与某某大医院合作，借一方宝地，挂一个“泌尿生殖中心”或者“泌尿男性科”或者“皮肤性病专科”的牌子。他们每年上缴给医院××万元(例如30万元等)。医院领导往往为这个××万元利润而动心，提供发票，提供诊疗场所，提供广告证。那些莆田老板有他们经商的“得失观”，深知“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道理，请客送礼搞公关，花大钱登医治性病广告，在所不惜。据有关报道，2001年底，江苏省卫生厅开始全面封杀性病广告，但是2002年2月27日，记者翻看南京的三家报纸，发现许多版面的70％仍被“泌尿系统疾病”的广告所占据。去年底，我和411医院的皮肤科陈医师等到青岛看病，莆田人Z老板大做广告，竟把陈医师说成是“上海市华东医院皮肤科教授”，把我写成为“二军大教授”，张冠李戴，真叫人啼笑皆非。二军大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当我严正指出时，Z老板说：“不成问题，我和这里的卫生局局长、和报刊负责人很熟悉，老朋友。”莆田老板请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教授，特别重视高薪邀请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成都等大城市的名医，前来为他们坐诊。他们自始至终对请来的医生不断地洗脑，按照他们制定的医疗方案开药，开大处方，开昂贵的药，一个疗程10天，两个疗程20天。他们叫医生大用特用抗菌素和抗病毒的药，不顾毒副作用，狂轰滥炸，美其名曰“彻底治疗，以防后患”。最近，有关调研组专家暗访发现，所有性病承包门诊都在使用本不应当使用的MDI(多媒体显微镜)和易于出现假阳性的PCR(聚合酶链反应)方法做常规检测。而经这种所谓“高精尖技术”“一流仪器设备”诊断后，不少健康的人变成“性病病人”，从而落入高消费治病的圈套。莆田老板还鼓励医生尽量把健康人或有常见病的病人戴上“性病患者”的帽子。在上海市某医院，莆田C老板树立了一个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标兵——某医院退休的妇科副主任医师。因为她太胖，外号叫“娜塔莎”。她把一个妇女外阴唇上常见的皱壁，写成“有鱼鳞斑，有异肉突起”，从而诊断为“尖锐湿疣”，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那人激光治疗。我和该院副院长对病人进行复查时，推翻了“娜塔莎”的诊断，她连忙把病历撕毁。在江苏省W市某大医院泌尿生殖中心，为了指导病人正确、合理地用药，我自费将我于1995年在《上海医药》杂志发表的论文《性病的药物治疗》复印多份，发给患者。这就惹怒了莆田老板，找我训话：“要按照我们的方案开药。如果按照你的方案，我们要喝西北风了!”他们进的自费药，有极大的利润空间。例如，一种国产阿奇霉素，进价12元，卖出价85元，竟翻了七个筋斗；一支10万单位的白芥素进价10元，卖出价为108元，翻了10倍。他们进的药都是批文，都有准字号，都有三证(大多数是江浙皖的)，手续齐全，经得住检查。大医院(甚至有全国示范性的三级甲等医院)，大专家教授，有三证的药物，就使他们披上合法的外衣，为赚取大量的金钱鸣锣开道。
营利性：这些莆田人的活动，一切围绕着多赚钱，赚大钱，快赚钱。为此，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因为药物的利润空间相当大，他们就要求每一个聘用的医生天天开大处方，平均一个性病患者要花四千元以上。1999年7月，我应邀到江苏省W市莆田人黄记公司设的点——某三级甲等医院(全国示范性医院)的泌尿生殖中心，看专家门诊。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农民来找我，说他尿痛难忍，尿道口全是脓。经诊断，他患了淋病。他面孔憔悴，衣衫破旧，悔恨地向我道出事情的经过。他老婆二十五岁就子宫全切除，身体日渐衰弱，同时宣告了他的性生活的结束。他长期处在性抑制的状态中，只好靠手淫满足性冲动。解放后长期的政治运动，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沾花惹草。改革开放后，他还老实了很长一段时间。本月初，他在一个老而丑的卖淫女的诱惑下，以10元成交，乱搞了一次。不想头一次就挂彩了。我给他开了两百元的药，用抗菌素治疗，让他输液、口服。我叮嘱他七天一个疗程，叫他明日再来。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他和他的老婆一起来了。我埋怨他来得太迟了，还有半小时就要下班了。他老婆个子矮小，虽然其貌不扬，但很善良，也是一身破旧的衣服。她含着泪说：“一大早，我们老两口背了二百多斤大米到镇上去卖，八毛钱一斤，凑足二百元，好来治病。医生，你可要救救他呀!他是老实人呀，怪我不好。他是一时糊涂呀!用药便宜些，好吗?我们负担不起。当然……”那老农民只顾低着头哭泣，用左手掌心擦揉着疼痛的右肩膀。我的心震撼了：好一个心胸开阔的老太婆!我这一次反复琢磨，开了五十元的廉价药让他大剂量口服。以后几天又开了一些廉价药，居然把他的病彻底治好了。有一次泌尿生殖中心医务人员开会，我将这件事情经过讲出来，说道：“我们不能老是开大处方，要处处考虑生活水平低下的患者的利益。我们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会后，莆田人黄老板找我谈话：“丹教授，你今天的发言糟透了!你开药开得太便宜了，太少了。每个教授都照你这种开法，我们要喝西北风了。”我说：“那老农民很穷，每天背着二百多斤米来看病，有多少钱?少花钱，也能治好他的病。”他说：“他们装蒜，装穷!再说，我们不是福利院，不是慈善机构!我们出来就是为了赚钱。不然，我们蹲在莆田家中，乘乘凉，打打扇子，多好!”“赚钱，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你如何赚钱?是否昧着良心，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去赚钱?”这一次谈话不欢而散。在宁波奉化市的一个医院里，我还看到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莆田人穿着白大褂，坐在医生办公桌的旁边，监视医生开药。一旦医生开药太少，他们可以把医生拉到室外训话。医生开的药大多数用代号，以增加神秘感，使病人无法拿处方到院外配药。医生写好药方，立即交给护士，由护士带领病人到药房去拿药，以防病人外出配药。为了赢利，他们可以同室操戈，可以翻脸不认老乡。1998年6月下旬，李记总公司在南通市某大医院设的点——泌尿生殖中心，刚开张不到十天，许多专家教授纷至沓来，病人排队就诊，热闹非凡。为了争地盘，莆田人苏记总公司的部门经理竟雇用三个杀手，骑着摩托车，于光天化日之下，将莆田人李记总公司的两个部门负责人活活杀死。苏记总公司董事长和部门经理，为了不让人“抢地盘”，竟置国法于不顾，却美其名曰“教训教训”!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部门经理被判死刑，董事长被判有期徒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通雇凶杀人血案”。南通市的报纸和电视台多有报道。
我和莆田人打交道已有四年的历史。1998年2月，我接受上海市专家医学研究中心委托，到上海市K医院借用一幢楼房，开办专家诊疗科，我被聘为主任，领导十多个专家教授等各类医务人员，辛勤创业。不到两个月，莆田人林记总公司的四个人前来接管专家诊疗科，一夜之间，林董事长接替了我这个主任职务。一个高龄的外科副主任医师惊呼：“我辞职后，闯荡大江南北，怎么逃来逃去，逃不出莆田人的手掌心?真扫兴!”按分工，我仍旧看泌尿男性科。林董事长交给我一个手写复印件《初诊治疗》，强调要严格遵守。现摘录《初诊治疗》的一段如下：
“一、3.对病人的种类进行定位，捕捉其消费水平，对其开出相应的病历和处方。
“1、种类：(1)知识分子、公务员：运用一定的医学理论进行解释、说明，从而达到激发的目的。从病人的心态、身份和自尊心入手，来促进其接受治疗。从病人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入手，使其产生危机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医学和社会学)。(2)商人：社会经验丰富，经济富裕，对医学认识不够。解释上多耐心、多以心理学、其次医学(危害性、后遗症、危害家庭方面)来引起他的重视。(3)低智商：不懂医学，对病人加强了解并赋予同情心，达到信任的目的，重点放在心理治疗，加强患者危机意识、后遗症、严重性方面做工作，但解释通俗易懂就行。”
“一、5.初诊的病历，要运用一定的语言能力，采用灵活的方式(如激将法)，令病人说出真实的原因……在初诊过程中，潜意识对其施加思想压力，埋下伏笔，为复诊打好基础。(1)思想压力：告诉患者：从临床检查看，你这种症状有性病的可能，希望你引起重视，从现在开始，不可跟其他异性接触。但话点到为止。”
“二、药物治疗：即掌握病人的相关材料，根据不同病人进行对症下药，根据消费情况可分为高、中、低三级病号，因此，应相应考虑以下三种情况：1、经济情况。2、家庭情况。3、社会情况。4、用量方式：首先低，其次增加量，最后维持量，用药有高有低的感觉。5、从了解方面谈：(1)在病人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感后，必须对病人的病情、用药种类、治疗过程、病情变化等方面详尽掌握。(2)如果病人提出疑问，则医生必须做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其解释。6、从用药情况谈：在病人接受药物治疗期间，必须坚持每天给病人介绍新药，并更换治疗方案，延长疗程。在进一步增强信任感的同时，达到提高复诊率的目的。7、在复诊的第三天，必须谨慎行事，必须对整个工作的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估计和预测，并对为什么继续用药这些方面为病人做满意的解释和回答，前后接轨，避免病人流失。”
“提倡接诊时多使用医学原理，尽量避免江湖术语，要给病人初诊留下良好的印象。也就是说要提高复诊率，做好初诊工作是必要因素。”
从以上摘要可以看出，以“高智商”自居的莆田老板，要求医生们善于察言观色，揣摩病人心理活动，晓以利害，动之以情，拉住病人接受连续治疗，提高复诊率，多多用药，多多赚钱。莆田老板十分重视给医生“洗脑”，他们叫医生多用医学术语，讲话不要“也许”“可能”，而是“必须”“应当”，态度要坚决，强调连续治疗，多治疗几个疗程。叫医生开处方写代号，以免被病人识别，并增加神秘感。叫医生在初疹时必须抓住病人，充分利用发下的出版社出版的《性病图谱》解释，多讲性病的危害性，甚至于和“癌”、“性功能”、“死亡”等挂钩，让病人感到“可怕”，“不治不行”，这是成败的关键……他们的种种手段，似乎比那些江湖医生、“老军医”高明些，隐秘些。
为了增强专家诊疗科的感召力，他们把某部队医院的退休院长拉来担任业务主任，并任林记公司董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大做广告。在上海市做性病广告十分困难，他们就打迂回战：(1)在江苏等其他地方，如《××晚报》等媒体上做；(2)打擦边球，在上海市做有广告证的药品广告，说明该药品对性病的治疗作用，再提供咨询电话和地点。他们带来的昂贵的药，不属于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约一千四百种)。K医院领导坚持原则，不允许莆田老板带的药进该院药房。莆田老板就在二楼私设小药柜，凡开药者，一律开白条(收据)。有一次，他们开着自己买的崭新的轿车，带我去买激光仪。途中，林董事长对我说：“好好干!等赚了大钱，我们一起去玩女人。”其他两个姓林的董事也附和着说：“对，有了钱，再漂亮的女人，也可以玩。好好干!”我嗤之以鼻。
一个月后，我打了个辞职报告书，交给34岁的林董事长。在报告中，我严正指出：“私设小药柜，打白条，是错误的，违反药品管理法。”这里要补充指出，根据我四年来与莆田老板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大多数和某医院签订承包合同，有分成和定额两种：分成一般为将利润的15％－20％交给医院，定额一般为一年上交三十万元左右的利润给医院。为此，他们的特殊药物一般可以堂堂正正地步进药房。当然，莆田老板私设小药柜，只是极个别的情况。
私人承包国家单位的性病诊所，弊大于利：(1)大量滥用高级的抗菌素，降低了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了国民的体质，并使病菌和病毒产生新的抗体，致使疾病经久不愈，现代的药物无能为力。(2)私人承包者在损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同时，用种种手段大量榨取了患者的钱财，甚至于使一些贫困者倾家荡产。(3)私人承包者以赢利为目的，背离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基本准则，损害了国家医院的声誉。(4)私人承包者和医院双方订立了合同，使私人承包者享受了他们不应有的待遇，巧妙地逃避了国家的税收。(5)私人承包者的聘用制、公关手段和大做广告的行径，腐蚀了一批卫生局领导、医院院长、医生、新闻媒体编辑记者、还包括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6)私人承包的性病门诊老板们，为了避人耳目，逃脱监督，经常指使医生少报、漏报、乱报、甚至于不报性病疫情，使我国性病疫情报告工作愈来愈不准，严重影响政府机构的决策，成为一个很大的薄弱环节。
STD治疗市场，是到必须整顿的时候了!2002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海南省视察后，就对海南省一些国有医疗机构和单位非法对外承包性病门诊，损害患者利益问题，提出过尖锐批评。
五、警钟长鸣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改革开放汹涌澎湃的大潮中，难免夹杂着一些泥沙，一些暗礁，这本不足怪。但是，当它阻碍大潮的前进步伐时，就要毫不留情地粉碎暗礁，荡涤污泥浊水，以摧枯拉朽之势奋勇前进。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我们对待STD，也应如此，必须全力以赴，高度重视。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对STD治疗市场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采取有效措施，合理用药，彻底治愈STD患者，遏制STD迅速蔓延的势头。注意充分发挥已退休的泌尿科、男性科、妇科、皮肤科等老医生的作用。实践证明，他们的余热是颇大的。
一，加强对性病诊治工作的正确指导和监督，加强对性病疫情准确报告的收集与管理。
二，加强性科普教育工作，普及性知识(包括性病知识)，重视加强青春期的性知识教育。
三，加强法制观念的宣传，杜绝黄色书刊、音像出版物及其交易市场的泛滥。整顿娱乐场所，加强打击吸毒、贩毒和卖淫嫖娼力度，特别是严惩毒枭和组织卖淫嫖娼的团伙与个人。
四，严格规范性病治疗市场。前不久，国务院艾滋病协调委员会专家调研组撰文：《性病诊治市场混乱，治理整顿刻不容缓》，呼吁取缔一切形式的性病承包门诊，严厉打击非法行医与非法广告，从严治理整顿性病治疗市场，使我国性病防治步入规范化的轨道。
五，立足国家、集体单位，立足社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妇女的“三自”(自尊、自爱、自重)精神教育，加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倡健康有益的娱乐生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总之，我们和STD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场捍卫中华民族子孙万代健康体质的战争。让我们警钟长鸣，在引来新鲜空气的同时，消灭一切有害的毒蚊、毒蝇，净化我们的世界!
作者简介：
丹芝，原名周德，男，毕业于上海师大中文系，结业于上海市中医学院，是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上海市中医学会泌尿男科分会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男科分会委员，上海市专家医学研究中心教授，香港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研究员。1998年，曾获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证书。
曾发表过三十多篇医学论文，二百多篇科普文章，主编过《彝药志》《中医验方、偏方集成》书籍，主译过《明代彝医书》，并编导过四部科教片，其中《怎样鉴定人参、天麻、阿胶》曾于1981－1982年五次在上海市各电视台放映。曾与老作家鲁风根据《聊斋志异》的《罗刹国》改编为长篇故事，发表于《嘉定文艺》并收入《鲁风文集》。
责任编辑 王 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