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的时代
西方全球化的胜利喧嚣，正在引起怀疑、反感、厌倦和愤怒。同这种喧嚣音调不和并且显示出深层持久力量的，是在反思中的怀旧。
美国著名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以他为主撰写的《自由主义的终结》的绪论中，半是惶惑半是嘲弄地提出一个令世界为之一惊的严肃问题：“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快就进入怀旧的时代了吗?”
一般地说，“怀旧”很容易被理解为倒退，在人类历史中未必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概念。但是西方全球化的进程却使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否定西方全球化的现实。今天，对于人民来说，所谓“怀旧”正是在新的道路开通之前，跳出灾难，走向未来的力的积聚，正是拳头击出前的回缩、脚步腾起前的下蹲。在这个意义上，比之心甘情愿地或是糊里糊涂地在灾难泥坑中的自得与沉醉，“怀旧”倒开始已多少带有进步的性质了。
苏联解体，有人曾经以为转瞬之间就会大富大贵，美元像雨一样落入袋中，从地下冒出威士忌、皮尔·卡丹、别墅、汽车和信用卡；在弹冠相庆、觥筹交错的西方盛大宴席上，传来“历史的终结”的宣言：人类历史从此停止发展，今天美国即是顶点。但是某座社会主义大厦倾倒，只是导致国家的破碎，经济的衰退，几代人的劳动成果要么遭到内外勾结的抢劫和侵吞，要么竟同轻烟一样杳然飘散。天上落下的不是美元，而是连续十数年的凄风苦雨，是数千万人被剥夺劳动权利，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西方盛宴的旁边，不时有第三世界的不驯服的抗争、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人民的愤怒声讨，隔三差五又有无法阻挡的股市动荡，经济衰退，从被树立为世界样板的政治中枢和大公司中翻腾出来的丑闻和大亨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多不同地域和不同地位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转动颈项：还是过去好些。
一大批曾经为西方舆论所吹捧甚至移往西方国家生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以欢欣的心态迎接国家性质的改变。但是当他们回到祖国的时候，祖国消失了，当他们认为理想已经实现或者至少可以实现的时候，理想也消失了。历史又一次走到他们愿望的反面。
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张捷，在《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一书中，写到几位代表性人物。其中有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的季诺维耶夫，这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青年时代曾经仇恨到试图暗杀斯大林，后来在西方出版批判苏维埃制度的长篇小说《黑黝黝的高空》。他为此亡命出走，从遥远的异乡观察着祖国的命运。他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预感到祖国大难临头，写出中篇小说《灾难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过是使苏联陷入“普遍发疯”状态的莫名其妙的运动，“主动权已被蛊惑人心的政客，投机取巧的滑头，最厚颜无耻的野心家、暴徒、流氓、寄生虫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所掌握”，造成整个社会贪污贿赂横行、犯罪率急剧上升、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局面。
历史的颠簸，使季诺维耶夫重新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他说：“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那些书。”
2001年5月26日，俄罗斯九个右翼政党和运动合并而成的右翼力量联盟召开统一代表大会。同日，《独立报》发表大会代表费·米·布林拉茨基致代表大会的信，题为《谈谈真假自由派》。在这封信里，已经完全没有苏联解体初期自由派的一身张狂，人们看到的只是对于历史和自己思想的一种重新审视和某种意义上的追悔。他说，他不能接受苏联的瓦解、休克疗法、种族冲突，“我希望，右翼力量运动能够从改革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最深厚力量和最终决定意义的，是人民的选择。
笔者在1999年访问俄罗斯，终生难忘的居然是弗拉基米尔退休纺织女工娜杰日达对国家局势的评论：
在中国同志面前，没有什么难堪的。我们生活得很艰难。我在苏联时代每月工资130卢布，供养孩子上学和全家生活，当时还有老人，都没有问题，每年全家还能外出休假。那时的退休金150卢布。现在我们怎样生活?只是活着。
我们的多数人怀念苏联。有人说莫斯科30％的人希望回到苏联，外地70％的人希望回到苏联。我不知道这样的统计有没有根据。但是，在我熟悉的人们中，至少有80％的人喜欢苏联，至少有90％的人，按照苏联时代的标准，生活水平降低了。
报纸和电视每天宣传美国好，西方好。那也许是真的。但是别人再好，是别人的。苏联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
苏联的体制出问题了，生病了，这就仿佛我们自己生病了。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治病，应该帮助，应该由我们自己把病治好，让它恢复健康，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更强大起来。无论它怎么样，是好是坏，反正苏联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它，希望它存在和发展。只有敌人才仇恨它，把伤风感冒硬说成是无法治愈的癌症，一定要坚决毁灭它。结果怎么样呢?国家毁灭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那些改革派们天天讲改革，天天讲民主、讲自由。他们毁灭了苏联，他们得到了毁灭祖国的自由，得到了偷窃、瓜分国家财产和人民财产的自由。人民失去了政权，谁也管不了他们了。他们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抢劫国家财产了，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把我们几十年劳动的成果拿走了。而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却一天一天地穷下去。如果我们不穷，哪里会出现那些“新俄罗斯人”呢?
《环球时报》驻中亚特约记者在《难忘苏联》一文中，写下了类似的见闻：
诗人、电影导演尼克说：“即便仅仅从政治意义上谈苏联，也不能搞全盘否定，更何况苏联时代不仅仅是政治概念，更是千百万人的命运。历史是无法抹去的，因为它是人们骨血的一部分。苏联是什么?不错，它曾是斯大林式的高压统治，是恐怖的政治清洗，是严寒酷暑中排队购买食品的百姓。但是，它也是莫斯科举世无双的地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加加林进入太空。光荣也好，耻辱也好，那是我们大家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命运。”
阿拉木图的一位妇女说：“一个莫斯科的自由主义政客在电视上大谈社会主义制度与网路时代无法相容。他可真是愚蠢透顶。苏联是什么?这还用问?这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你坐的沙发，书架上上万册书籍，再加上我的青春和爱情。”
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冠冕堂皇、装模作样的官方声明，模棱两可、故做艰深的学者论著，油嘴滑舌、随风旋转和怀着别样目的进行煽动的媒体资料。但是和这些普通人关于苏联功过存亡问题的评论中所包含的真理，和他们把握世界历史运动脉络的能力相比，不过是一堆废纸。
今天的第三世界日益地被边缘化，福山判定它已经“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有的西方作者甚至指其为“垃圾堆”和“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但是二十世纪的中期，第三世界不仅由于争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在政治上获得胜利，经济上也曾有长足的发展。1956—1976年，第三世界经济年增长率达到5％。这样的发展速度，无论同自己的过去相比，抑或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是惊人的。
东南亚国家1960—1980年间的经济增长，比这以后的二十年间快得多。
非洲经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不断下降，至今仍然没有恢复到七十年代的水平。许多国家虽然得到大量西方援助，援助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50％－100％，人均收入并不比三十年前获得独立的时候高。1995—2000年，非洲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大约三分之一，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2001年经济增长率3.5％，预计2002年只有3.3％，人均收入都将继续低于1971年。非洲人口委员会预测，到2005年，非洲人的平均寿命将只有48岁，那将是非洲历史的最低点。世界贸易发展组织也说，今后二十年，非洲贫困人口指数将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