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最早的教育理论著作是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学记》。但是，《学记》的广为流行却是在东汉以后，而在《学记》还没有广为流传的时期，由两汉之交的学术领军人物扬雄撰写的系统研究教育理论的著作《学行》已经产生，且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唐宋以后也仍然有较大影响。遗憾的是，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者却很少对这本著作予以关注。
关键词：教育理论；学记；学行；扬雄；影响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学校并对教育进行系统研究、论述的国家。那么，中国最早的教育理论著作是什么？孔子被公认为最早的教育家，他不仅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更在《论语》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教育的光辉思想，如：“有教无类”；“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等等。虽然《论语》产生于春秋时期，但是，它所记录的并非仅是孔子及其弟子在教育方面的言行。它还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对孔子的教育思想的闡述并不系统。《论语》之后才出现了若干有关教育的专论，这其中，《学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体系极为严整的教育专著”。[1]
一、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
就一般意义而言，作为研究教育理论的《学记》，确实是中国古代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对教育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的专著。因为它很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
据郭沫若考证，《学记》属于战国晚期的思孟学派的著作，作者为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的学生乐正克。[2]乐正克在战国时期很有影响，《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可知他是主持国学的总教官，以职业“乐正”为姓。战国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其中一派就是“乐正氏之儒”。
也有学者不赞成郭沫若的说法，认为《学记》不是个人著作。[3]不论《学记》是不是乐正克所著，但它仍被公认为是先秦儒家学派在百家争鸣和孔子的教育实践之后，最早从正反两方面对教育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的专著。
《学记》全文约1500字，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开始，引申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足证其于国家层面的重要性。它以言简意赅的文字和形象生动的比喻，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的作用、目的和任务，教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关系。
《学记》设计了完整的教育体制，从基层到中央分别是“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不同层次的学校。它提出了严密的视导和考核制度，主张年年招学，隔一年考查，全程九年分为“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等五个小阶段和“小成”“大成”两个大阶段。
《学记》用较多的篇幅，以精湛的笔调着重描述了教学方面的深刻道理。它认为，“教”与“学”是辩证关系：“学然后知不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能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教然后知困”——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能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就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就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正确结论。
《学记》提出，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必须依靠启发式教学、循序渐进教学。《学记》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观，主张先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等情况，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学记》提出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教学要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要在学生不良行为发生前就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学记》提出，学校与社会、书本与实践需要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提出“师严然后道尊”的思想，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认为“师”是“道”的传播者，只有尊师，才能达到应用“道”来化民的目的。
《学记》对教育、教学问题的专门、集中、系统论述以及严整的教育体系，对中国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所以，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宝贵资料，是中国也是世界珍贵的教育遗产。
二、对《学记》“最早”的疑问
大家知道，古代典籍存在许多佚失、湮没的情况，而《学记》也存在这种情况。
今天所见到的《学记》，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为“卷第十八”。[4]《礼记》记载的是先秦的礼制，相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由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郭沫若之所以考证《学记》产生于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是因为《礼记》就产生于孔子后学。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授弟子，这“六经”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化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因为文古义奥，难以通读，因而必须加以解读，帮助理解。六经中的“礼”，记载的主要是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所以又被称为“仪礼”，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因此，孔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学记》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由孔子后学所撰写的大量阐发经义的“记”虽然消失，但在西汉时期仍然能见到部分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汉书·艺文志》就记载有“百三十一篇”。[5]《隋书·经籍志》说这“一百三十一篇”“记”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并说西汉经学家刘向在考校经籍时，又从《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典籍中得到数十篇“记”，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6]虽然“记”的数量很多，但多存于宫中，并未在社会上流传；又因为这些“记”精粗不一，所以由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戴德加以选择，整理，编辑，戴德之侄戴圣在戴德选本的基础上又加以整理。到了东汉，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一是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史》等史籍的《经籍志》《艺文志》甚至不予著录。《小戴礼记》则由于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开始了它畅行于世的时代，以致于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与《学记》同载于《小戴礼记》中的还有约2200字的《大学》和约4600字的《中庸》，也是儒家讨论教育理论的著作。按郭沫若的说法，《大学》是“乐克氏之儒的典籍”，《中庸》是“子思的创作权”。[7]不过，它们在《礼记》出现之时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到了北宋，由于理学家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理学家朱熹又把《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并编著《四书集注》，故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方成为官定的学校教科书、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封建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以上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虽然《学记》产生于战国时期，但它的广为流行却是在东汉以后；而对《学记》的“最早”也必须辩证地看，相对地看。因为，在《学记》还没有广为流传的时期，另一本系统研究教育理论的著作——《学行》产生了。
三、全面论述教育功能的《学行》
《学行》为西汉末年的扬雄所著。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是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著有《法言》《太玄》《方言》《训纂篇》等多种学术著作，是西汉末至东汉初期学术界的领軍人物。后世对扬雄的学识和人品有极高的评价，多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第一人，孟子、荀子都无法比拟。《宋史·礼八》载，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又请追孔子以帝号”。[8]可知扬雄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大儒。唐代大诗人刘禹锡《陋室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足见历史、世人对其评价之高。
扬雄深受孔孟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多有改革和创新。遗憾的是，研究中国教育史者很少对其关注。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有孔子、孟子、董仲舒、文翁等人，却没有扬雄；有《学记》《大学》《中庸》等著作，却没有《学行》。其实，扬雄的教育思想，在《法言》中多处体现，最集中论述的当然是《学行》——仅这一篇，就足以让扬雄在中国教育史上得以流芳千古了。
《学行》载于《法言》。《法言》仿效《论语》而著，分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等13卷。《学行》是《法言》的第一篇。《法言》是以捍卫、宣扬孔子及其儒家理论思想为主题的著作，其体裁多为简短的答问、解说或反驳，应该是扬雄从事教学活动的实录，但也不排除作者设问自答的内容。《学行》约1500字，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博大精深，尤其是在重教、劝学、行道、修德和尊师等方面均有精辟的观点，在论述性与习、学与行、博与约等关系问题上更有引人注目的见解。[9]这里仅列举几点。
1.推崇教师的作用
扬雄高度推崇教师的作用。他说：“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务学不如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一闳之市，不胜异意焉。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一闳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所谓“桐子”，就是缺乏知识、经验，需要接受教育的青少年。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教师决定了学生的命运，一是说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榜样。扬雄认为，要学习，最重要的是寻求到适合自己的教师。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是经学，朝廷也设有经学博士。经学有学派之分，各学派通过师传关系得以延续，于是，学术继承的师生关系就类同于血缘继承的父子关系。扬雄将此类比为：“呱呱之子，各识其亲；蝁蝁之学，各习其师。”这种情况说明汉代教育家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地位。基于这一思想，扬雄强调在教学活动中要突出教师的主导地位。正是因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所以对教师就必须有相当高的要求。扬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应当在各方面起到表率作用，成为学生效法的楷模。最根本的要求是行其义，彰其道，做到”事不厌，教不倦”。他强调：“师之贵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也就是要求教师掌握圣人之道。这样，扬雄就把为师的标准与治学的要求统一起来。
2.学习是快乐的
扬雄认为，在孔子弟子中，颜渊是最快乐的，因为他是以学习为乐的。他说：“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也。’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这段话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学习过程看着是快乐的活动；二是把学习作为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扬雄对颜渊的肯定，表明他认为学习应该是不带其他利益考虑的快乐过程。在当时，能够进入国子监的学生，家里就可以免除赋税，得到奖励。这样的情形必然让一些人将学习作为进入上层社会的手段，以获取物质利益和荣耀地位。而扬雄却能从学生层面考虑，把求知视为一种快乐，认为这才符合儿童的天性。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将学习理解为“吃苦”，所以有“十年寒窗无人问”，“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说法，又将学习的目的理解为因其“书中自有黄金屋”。而扬雄却能独具慧眼，很早就提出以学习为乐的思想，很不容易，可以说是超时代的，两千年后仍不乏现实意义。
3.学习深造的途径
扬雄认为学习深造的正确途径就是由“博”返“约”。他认为，圣人之道的精萃集中在五经之中，而五经各有特长。他说：“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五经的学问博大、精深、纯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从古未有，“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也是不可能“识道”的。如何识道、行道？扬雄认为就是由“博”返“约”。他说，“博”是“约”的前提，“寡闻则无约也”。他提倡多闻、多见，“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但是，一般人多知则易导致“杂”，反而成为上进的累赘，只有“多闻见而识乎正道者”才有“至识”。所以，“博”有待于提高到“约”的层次：“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约”的标准就是圣人之道。他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这样的人是掌握不了大义、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他认为君子之道体现在“易”字上，即简而易用，要而易守，炳而易见，法而易言，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效应。而要达到这四“易”，“约”是必不可缺的。
综上可知，扬雄教育思想是非常全面而且博大精深的。史书记载，载有《学行》的《法言》一书问世后颇受学者重视，在社会上“大行”[10]，广泛流传，甚至在唐宋以后仍然有较大影响。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之《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2][7]郭沫若：《十批判书》之《儒家八派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3]高时良：《学记评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学记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之《学记》，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
[5]（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6]（唐）魏徵：《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8]（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五《礼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
[9]以下所引扬雄之论，均见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巴蜀书社2017年版。
[10]（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作者：成都市郫都区子云学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