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疑难杂症”。在这个意义上，谈“中国大学”，就是谈“中国社会”，不可能不牵涉盘根错节的问题。
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指着面前走过的学生告诉大家，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而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关键在学校而不是军队。假如你承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教育改革起步的，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大教育”，而不是管理学或方法论等“雕虫小技”。在我看来，所有关注现代中国命运、理解其过往的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期待未来能更上一层楼的读书人，都应该关注中国大学的命运。今天想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同大家聊聊大学问题。
作为“话题”的大学
今日中国，关于大学的历史、现状、功用、精神等玄而又玄的话题，竟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对此，我曾做出自己的解释：第一，中国大学正面临着痛苦的转型；第二，正因为不稳定，有发展空间，公众发言有时还能起点作用。其实，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略——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疑难杂症”。在这个意义上，谈“中国大学”，就是谈“中国社会”，不可能不牵涉盘根错节的问题。
举个例子，大家都很关心“大学扩招”的后遗症，这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据教育部2007年3月7日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全国普通、成人本专科教育共招生724万余人，增长幅度有所回落，由2005年的17.1%降至2006年的11.3%，下降近6个百分点；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大提升，这是个好消息，可高校扩招背后，蕴藏着风险。贷款扩招，扩招再贷款，如果财务危机没能得到很好解决，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财政埋单。还有看不见的隐患是，校园里熙熙攘攘一如百货市场，再也不是原先那清高孤傲的象牙塔了。
作为“文本”的大学
既然大学是个热门话题，每个人介入这一话题，都有自己的“前视野”，我也不例外。我所关注的是有关大学的“传说”、“神话”与“叙事”等。我认为，真正对大学传统起延续乃至拓展作用的，是校园里广泛流传的大学故事。假如一所大学没有“故事”可以流传，光靠那些硬邦邦的规章制度，那是很可怜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大学的书籍、图像和文字材料、口头传说等，乃校史教育的关键。
我曾说过：“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的学者也不例外。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
为什么热衷于谈“大学史”，那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靠单纯的横向移植，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将是成败关键。为什么倾向于从“传说”、“叙事”、“神话”入手，那是因为，我将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作为文本来解读，相信其中蕴涵着中国人的智慧。所谓文本，可以是正儿八经的校史，可以是丰富但芜杂的文献，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故事传说、人物传记等。别有幽怀的论者，大都喜欢用人物或故事来陈述自家见解，那样更可爱，更有亲和力，更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作为“象征”的大学
谈论作为“象征”的大学，最理想的例子，是西南联大。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竟然有那么多年轻的学生和饱学的教授，聚集在大后方昆明，潜心读书著述，探索真理，追求民主与正义，确实了不起。
抗战中西南联大的“笳吹弦诵”，实称得上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校史资料以及研究著作，还有很多回忆录、日记、散文、随笔、小说等，这些读物，给普通读者很大的震撼，让我们日渐进入西南联大的历史情境，包括其日常生活、政治激情、文学课堂以及学术环境等。这其中，一对师生，沈从文和汪曾祺，给我们提供了联大文学教育的精彩场景。
汪先生追忆西南联大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泡茶馆》，第二篇《西南联大中文系》，第三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都是妙文。“泡茶馆”是当时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的象征，在那个特定状态下，泡茶馆给了学生们阅读、思考、讨论、创作的自由。文章最后一段说，泡茶馆对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说，第一，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不是穷泡，不是瞎聊，茶馆里照样读书；第三，在茶馆里可以接触社会，让你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发生兴趣。
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属于不太被重视的“年轻教师”。我特别感慨的是，沈从文先生把他对小说的感觉，对文学的想象，带到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中来。1940年8月3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了一场演讲，题目叫《小说作者和读者》，我关注的是下面这段话：“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的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大学里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专攻“文学”，但这不表示好作品的读者增加，也不见得就有助于对作品理解的深入。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话，当然，他是一个另类，是一个有丰富生活体验的作家。
这个作家，除了讲自己最拿手的小说，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教散文。那是一门叫“文学习作”的课程，第一次讲徐志摩的散文，第二次讲如何从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学习“抒情”。讲鲁迅没问题，讲周作人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因为，1940年，周作人早已在北平投敌，当了汉奸，重庆的抗战文艺界也已经严厉声讨过了。但在昆明，沈从文居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大讲周作人的散文如何如何好。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不是很多，但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突然让你悟出来，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而是怎样“教文学”才有效。作家沈从文，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把“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
作为“箭垛”的大学
北大这所在中国、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大学，今天备受各种“道德诉求”以及“流言蜚语”的困扰。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有的切中要害，有的则未必。
举个例子，最近媒体在炒北大科技园区建五星级酒店的事，主要批评中有这么两条：钱都用来建酒店，怎么支持“本科基础教育、维系学术的正源与本色”？其实，建酒店的钱，是科技园区自己筹集来的，是一种企业投资行为，根本不可能转而用来支持本科教学。有趣的是，在校园附近建酒店，好多大学都有类似的举措，而且开业在先，未见纷争。为何轮到北大，就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背后的原因是，公众不满中国大学近年来的表现：学术水平没有多少提升，而校园建筑却越来越富丽堂皇。正是这一点，使得很多人对大学“有气”，于是，只好拿北大“说事”。一些对北大的批评，也许不够准确，但背后的问题意识，却具普遍性。
记得上世纪二十年代，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声誉如日中天，胡适说过：“暴得大名，不祥。”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将北大视为“精神乐土”、“文化圣地”，绝不允许北大“堕落”。这种“决绝”的姿态，让北大人感动，也让北大人为难。承受这么多的“关爱”，其实是很累、很累的。就好像李清照的词：“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现实生活中，北大不可能如此“纯粹”，也有很多“杂质”，那些激烈批评北大的人，很可能是“爱之深故责之切”。
作为“景观”的大学
将英国的剑桥大学作为“旅游景观”来论述，不是蔑视其悠久传统与辉煌学术，而是突出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有直接的联系。
徐志摩写康桥的诗文，主要是《康桥，再会吧》、《我所知道的康桥》和《再别康桥》。假定你去剑桥大学，不管是念书还是旅游，你读《再别康桥》，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因为你不知道剑桥有多少学院，图书馆在哪儿，课程设计如何，该怎样利用或欣赏这所著名大学的学术资源。这些有用的信息，《我所知道的康桥》里有一点，但也远远不够。请大家注意，徐志摩原本在美国念书，后转伦敦大学。1921年开始写诗，并进入剑桥皇家学院当特别生。什么叫“特别生”，就是只注册，没学籍，也不用考试。1922年回国，徐写了一首新诗——《康桥，再会吧》。1925年欧游，徐志摩写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1928年重返校园，便有了那首声名远扬的《再别康桥》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如此诗句，不知迷倒了多少有浪漫情怀的读书人。可作为“旅行指南”，只讲“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实在不合适。这样读书当然很惬意，但不一定非在剑桥不可。作为诗人，徐志摩敏感到康桥自然的美，但忽视了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获取知识。在剑桥呆了一年半，诗人偶尔也会上上图书馆，或去教室听听课，但因为是特别生，没有考试压力，也未能真切体会这所大学严肃认真乃至刻苦古板的一面。
因此，我请大家读另一篇文章，那就是萧乾写的《负笈剑桥》。这文章是作者毕业四十年后，重回剑桥时写的。文中抒情笔墨不多，夹叙夹议，在追忆自家留学生涯的同时，着意介绍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点以及学生的课外活动等。没有照抄旅游指南或大学简史，而是在叙述自家经历或表达感想时，不失时机地穿插相关资料。对于渴望了解剑桥大学风貌的读者来说，《负笈剑桥》虽没有徐文洒脱，却比徐文更有用。毕竟是在图书馆里泡了整两年，积极准备撰写关于意识流小说的硕士论文，所以，萧乾对剑桥大学教学及科研方面的了解，明显在徐志摩之上。徐志摩给我们描摹的，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剑桥，那当然是剑桥，但不是剑桥的全部。萧乾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剑桥，即这所大学理智和冷静的一面。
我拜读过不少关于剑桥的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值得推荐的，还是徐志摩和萧乾的诗文。因为，一个是充满激情的少年J隋怀，一个则是回首往事的睿智长者，两者不可偏废。有了少年情怀还不够，还必须有中年的沧桑与理性，才能真正理解古老的剑桥大学。
作为“文物”的大学
我关注大学里的“老房子”，主要立足于教育史，而不是建筑史。说白了，一半是因为好玩，一半是因为学问。借助此等文化遗存，思接千古，浮想联翩，这样的“文人习气”，跟建筑学家的专业眼光，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本身就是刻在墙上的大学史。专家们在解释为何将大学校园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往往强调其建筑风格如何兼容中西，教室礼堂等室内空间如何紧凑合理，还有园林布局如何与自然地貌配合默契，我则认为，首先是“重要史迹”，而后才是“代表性建筑”。校园里的老建筑，早就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仍在使用的老房子，是活的文物，让后来者体会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薪火相传”。只是随着大学扩招以及校园置换计划的落实，新一代大学生大都已经或即将转入整齐划一、焕然一新的“大学城”，再也体会不到往日校园里那种新旧并置、异彩纷呈、浸润着历史感与书卷气的特殊韵味。
近年谈大学精神，很多人标举梅贻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是从孟子对齐宣王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略加变化而来的。一定要在“大楼”与“大师”之间做选择，我当然只能站在梅校长一边。可这么说，不等于完全漠视作为物质形态的“大楼”。实际上，矗立于校园里的各式建筑，无论高低雅俗，均镌刻着这所大学曾经的风雨历程，是导引我们进入历史的最佳地图。这倒让我想起汪曾祺1986年写的《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故国的……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请允许我套用——没有饱经沧桑的“老房子”，是不成其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