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呼唤高等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变

发布时间:2022-11-05 16:05:02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正处于一场大变革当中。通过分析“大学—社会”的辩证关系，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角度明晰高等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并由此对大学发展历史进行再思考可知，全球化将推动大学在继续满足民族国家建构根本需要的同时，由地理封闭逐步走向全面开放。这一趋势促使我们必须转变对于高等教育的传统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应以坚守大学根本作为底线。

关键词：全球化；高等教育；思维方式；市场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3-0025－05

收稿日期：2012-1-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发展中国家的视野”（CIA060074）。

作者简介:张勇（1984-），男，新疆伊犁人，教育学硕士，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和青年研究。

当前，技术、知识、人员、价值观、理念、资本、物资和服务等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形成全球性市场；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1]。全球化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高等教育亦走出“象牙塔”，在“政府-大学”这两重原有力量之外，市场成为第三种力量，同样“指挥”着教育发展。大学与社会的边界不再显著，大学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差异也日渐模糊，高等教育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新变化。此时，当教育学者们回溯理想大学模型，却发现现实越走越远，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强烈批评与质疑。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保持怀疑精神：今天的高等教育确实如反对者所述那样糟糕吗？抑或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已经落后于发展、不适于现实？

一、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大学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根据社会学组织理论的解释，大学是现代社会体系的有机组成，在社会分工中承担特定职责，同时由此产生相应功能，被社会赋予一定职能。大学的作用是大学联结社会的纽带，也是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直接依据。当大学自身的逻辑与社会现实及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时，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大学便找到了生存并通过充分发挥职能而得以进一步发展的理由；同时，当社会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由于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以及大学自身的逻辑都将变更，大学也必然发生新的变化。

当然，大学也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社会，更有超越需求、引领现实的内生性动力。现代大学作为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有效制衡力量，促进现代社会追求并靠近更美好的理想生活。“如今在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中，能胜任人类远大目标的指导任务和人类未来利益的管理任务的，似乎以大学最为适宜。”[2]阿什比明确提出了大学的服务职能应由被动满足社会需求而向引领社会发展转变，并特别指出引领的实质是智慧引领，是理智引领。

由此，我们应当辩证看待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需要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这是作为社会机构之一回应强大外部压力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大学经费受到严格财政拨付的今天，大学必须“拥抱”社会；同时，大学组织的能动性又使其与社会保持着天然距离，作为社会“大脑”思考人类的前景。当然，这种矛盾二重性一方面使得大学选择非常艰难，正如大学领导者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构成巨大的策略空间，可能灵活选择前路。

正如我们所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大学适应社会和大学引领社会的现实互动过程中，人类对于高等教育的思维认识也一直在随之变动。其中，大学职能是我们如何认识高等教育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大学的本质特征，更反映了社会的时代特征，从其演进历史，我们可以对如何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形成更深刻的理解。18世纪以前大学的唯一职能是培养人才；19世纪初洪堡按“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创办了柏林大学，大学的研究职能逐渐凸显；20世纪初，作为赠地学院的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指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3]”

哈罗德•铂金认为：“自12世纪大学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直至被移植到整个现代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4]（P25-26）”由此，我们认识高等教育必须充分尊重社会现实，使得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任务究竟是什么。[4]（P24）”

二、由开放走向封闭：对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重新审视

西欧中世纪出现的“教师行会”和“学生行会”组织，一般被看作是现代大学的母体。其时，手工业的独立与发展形成了中世纪的城市，大量城市的涌现，促进了国际间日益频繁的交往；而十字军东征后封建制度在欧洲的崩溃，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地理活动版图由城邦向地区扩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从而使得教育活动的国际性也开始增强。

从古代希腊开始，学术研究主要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学者之间很少进行探讨和交流，也很少有专门进行高深学问研究的学术团体。中世纪大学的建立，打破了这种传统，继城市学校之后，对教会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垄断权利形成猛烈冲击，“使学术研究成为团体的事业，使学术交流经常化，并日益广泛，这对于学术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5]。

伴随晚期中世纪大学的广泛建立，地理分布格局的改变使得各地学生们有更多机会进入当地大学学习，大学地区性特征开始增强，而国际色彩逐渐淡化。正如雅克•勒戈夫所言：“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6]”大学由国际机构向地区机构的蜕变，因此成为晚期中世纪大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7]。

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刺激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国家运动，不断追求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成为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和情感心理的局部社会最高权力形式。“现代化”主题下，“民族国家”成为地理概念和思维边界。在高度统一的社会政治权力形式下，大学日益走向国家化，被赋予了国家政治功能，即大学的精神文化活动要以服从国家意志为前提，并在精神文化活动中担负起维护民族尊严、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任务。[8]

洪堡将发展科学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引起革命性的变革，不仅推动了德国大学的现代化，同时这种文理大学和工科大学以及各学科技术学院的综合体，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促进了1871年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经济腾飞[9]。如果说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旨在促使民族复兴的话，那么美国大学19～20世纪的改革目标就是促进国家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0]。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进一步走向地理封闭，高等教育更多只在国家或民族的价值层面具有意义，而并不干涉超然于此的全球概念；为保障这种利益的最大化，大学内部还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科层组织体系，使得教育资源流动在可控范围之内。

可以这样总结，社会发展进化，一方面要求社会稳定和社会控制，另一方面要求文化的同一性和文化的同化[11]，造成教育对“民族国家”的私利性，不断超出对全球范围的公利性，从而在“大学-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大学一步步由开放走向封闭，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思维方式也深受此影响并逐渐固化。

三、从封闭转向开放：全球化的市场与高等教育思维方式转变

建立在领土疆界之上的民族国家，一直是我们进行思考和分析的基本依托和主要坐标。然而，全球化进程则无情地撼动了民族国家的传统力量。20世纪70年代早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一般被认为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崩溃，全球经济发展导致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此前各个国家为了维持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完整，纷纷建立“屏障”，包括有形的地理边界和无形的政策导向，但全球化的过程模糊并超越了国家的边界，也深深地影响了国家和利益共同体的构成。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将是政治生活核心，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也将仍是基本的政治身份标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变化着的区域和全球秩序进程和结构中，传统的国家主权和自主概念正在被重新讨论和重新表述[12]，传统民族国家将日益面临来自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我们知道，民族国家仍然会在教育中发挥作用，但这种权力如何实现必然发生转变。仅就教育而言，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安迪•格林指出，“当前教育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时尚，在某些方面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控制”，他提出构建“全球化、教育和民族国家”的三角关系。[13]

全球化瓦解着“民族国家”的势力，同时还在通过市场这一强大力量，重新制定规则、确立价值导向。当前，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教育不断跨越空间、制度和文化的障碍，无论是物质还是信息，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同时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和行动[14]。仅就教育政策变化而言，更多关注人类共同未来的发展命运，受到全球共同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这一核心环节中，普遍重视学生全球视野的培育，提出了国际化的人才的系列标准。具体至高等教育，人才全球流动和高等教育全球合作不断加强，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共性样式逐渐普及，统一范式初现端倪。

全球化的出现，使得高等教育从封闭转向开放。一方面，全球领域内高等教育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高等教育进入了“无边界”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联系日益强化。更重要的是，教育不再仅作为学习者或是研究者的私人产品，全球市场中，教育作为服务的一种已经获得共识，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甚至成为一种产品。商业化浪潮中使用者必须为服务付费，知识提供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易活动；在不少国家中教育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之一，教育开始了民营化、分权化的进程，甚至开始需要接受质量监督。

资金是大学的生命线。教育作为产品实现市场流通，使得大学摆脱了长期跟教会、世俗权力等资金来源周旋、抗争的宿命。为尽可能争取经费支持，出现了生源扩招、远程教育、专业调整等一系列措施。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社会服务职能的不断扩展，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密切，大学由社会的一部分而变成了社会的一个有机机构，走向社会的中心。同一时期，面对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以及市场运行原则，大学的角色身份、功能使命和制度，实际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更大挑战，且无法回避。大卫•科伯选取了十二个案例，“探究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竞争的作用”[15]，呈现了现实条件下的大学境况，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市场中高等教育的窘境。在主动投入市场大潮与被动接受市场指挥的双重变奏中，在效益、质量、声望等多重矛盾的复杂环境中，高等教育同时面临痛苦抉择，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绝大多数情况是要么在抗拒中付出沉重代价，要么按照市场法则对自身进行彻底改造。

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精确描绘出全球化时代大学发展的全貌，对于机遇和挑战的风险也无法全面认清。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趋势的不可逆转性，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换方式等的改变还只是表层，深层次的变化将逐步显现。我们应该理解，全球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以正面、积极为主，目前的负面效应主要是“水土不服”的结果，任何新事物都存在完善的过程。或许我们可以对这种变革保持一份宽容，甚至是适当的放弃与退守。

面对全球化这一客观历史进程，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害怕与否，它必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命运。唯有深入研究全球化的规律，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掌握全球化的主动权。同历史上社会大变动背景下大学的每一次“同步化”一样，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定位、职能、功能等都将调整抑或转型，也将随之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既要求我们进行民族的思考，也要求我们学会全球的分析。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但全球社会也同样应当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1]。

四、坚守根本：全球化中高等教育的底线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越，它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需要注意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并非无条件的完全撤退，也不意味着“自我”完全消解而对全球化高等教育的一味歌颂。我们仍然需要保持一份冷静和对教育的深刻把握，敏锐关注全球化中高等教育的动态，坚守高等教育的底线，对其捍卫和维护正彰显了大学存在的特殊意义。“如果不追问大学确切的社会角色是什么，那么即便大学生产再多的论著，积累再多的财富，获得再多的赞誉，它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不再以培养人、弘扬理性和承担文化使命为依归，不再是‘真正的大学’”[16]。

从使命或功能言，大学近千年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单一的教化机构进而成为教学、科研合二为一，再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进化阶段。对大学的历史考察可见，大学无论处在何种阶段，其所作所为都集中表现出了较之其他社会组织对人、对知识、对人类社会更加负责的精神，譬如对真理和知识的崇敬和忠诚，对教者和学者之博学、之高尚、之修养的要求，对维护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意识和自觉性等，这都是大学理想主义的具体反映[17]。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在带给人类繁荣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导致人的异化，人们对完美生活的追求似乎更多落脚于物质生活，工具理性正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性、精神、情操等等不可避免遭遇冷漠，导致社会发展动力的缺损和人类精神家园的衰微。作为精英文化看护人和新思想的摇篮，大学应以其独特的“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引领人们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局限，以理性的批判精神秉烛现实，以科学的前瞻意识谋划未来。在充满变革与竞争的现代社会，大学应始终站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前进的思想制高点上，像一座灯塔，引领大众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作出科学的抉择，通过对人性最深处的各种潜能的开掘，呼唤人类精神的复兴，引导社会摆脱误入经济理性主义歧途的危险。

当然，对比现实，这些也还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正处于大变革中，高效率的社会竞争使得大学疲于应付社会需要，大学作为客体总是在被动反应社会的信号，过分亲近社会的结果导致大学与其他组织结构的趋同，如公司化。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大学的话语权威身份不再有效，传统的被动服务职能使大学在新的社会形态面前表现出无所适从的尴尬，大学不再可能凭借兜售合乎民众需要的文凭以及合乎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给自身的存在找到合乎逻辑的理由。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进步及力量，是基于个人不断的发挥判断、独立思考及批判，而非社会及政治的服从性”[18]。由此更不可能提及引领社会了。

这些都是时代赋予大学的新命题，也是大学在目前阶段亟需要破解的难题。这需要我们的冷静思考和实践回应，一方面是了解时代的特性，另一方面是理解高等教育的根本。后者在此时更难也更重要，而这也应成为我们思维方式转变的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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