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进民退”中，国有企业产权的厘清成为一项“危险游戏”，企业家们迥异的个性与风格，也注定了游戏的结果如何。
“政府和市场不断争夺制高点的过程。”美国人丹尼尔·耶金出版的《制高点：政府与市场之战》的表述似乎恰当不过地概况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30年激荡风云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相互较量。
1998年开始，中央政府作出了“国退民进”的战略，国有资产必须从家电、饮料等完全竞争领域撤出，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间，企业成败便与产权变革有着密切关系。而如何在进退之间抵御市场与法律风险，成为众多企业家所要面对的当务之急。由于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变革成为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危险游戏”，这也注定了裹挟其间的企业家们的迥异人生。
王佳芬：低调离职
今年4月，一向有“乳业铁娘子”之称的王佳芬低调而神秘地辞去了光明乳业董事长、董事职务，一年前，她刚刚辞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而此前，光明乳业一则公告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披露：王佳芬此次卸任原因是“退休”，对于辞职的理由，王佳芬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而只是推出了一本《新鲜》作为其职业生涯的简单回顾。
1968年，正在上中学的王佳芬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到上海近郊的奉贤星火农场下乡支农，直到1990年，已经是40岁的她才被调回上海工作。1992年，王佳芬出任上海农场局下属的牛奶国内公司总经理，于是王佳芬开始了她的“光明时代”。
1997年，王佳芬率先提出了“以全国资源做全国市场”的目标，开始率领光明牛奶由地区性销售公司向全国性品牌公司发展。2002年，光明乳业成功上市，并且在国内乳业中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尽管，王佳芬也希望能够通过某种途径厘清光明的产权所属，但一向谨慎的她似乎并不敢冒险尝试MBO方案。
2003年开始，伊利与蒙牛迅速打入全国各大城市并占据市场优势，增长速度开始超越光明。体制的滞后，使得王佳芬在决策上摇摆不定，面对伊利、蒙牛崛起，她却一反常态地表示：“常温奶不是光明主营业务，不是乳业的趋势。”
2005年，光明牛奶被曝光郑州回奶事件，光明牛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与产品信任危机面前开始了自我沉溺，由此退出了乳业竞争的“第一阵营”。光明乳业被伊利、蒙牛迅速赶超，王佳芬在常温奶与鲜奶的决策也受到了业内的诟病，直到2007年1月26日，光明乳业发布公告称，同意王佳芬董事长提出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申请。与此同时，接替总经理一职的郭本恒也明确表示，今后将在常温奶产品上重点部署。
也就是在王佳芬辞去董事长以及董事职务的同时，光明乳业发布了2007年财务报，报表显示，2007年全年光明乳业实现营业收入82.06亿元，同比增长10.25%，其中乳品主营业务收入64亿元，同比增长13.71%。业内人士一致指出，光明业绩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常温奶业务的突围。
很显然，低调“退休”对于作为开创“光明时代”的王佳芬而言，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冰冷而尴尬的现实窘境，而她却刻意地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尽管王佳芳执掌光明后期的摇摆决策一直深受业内所诟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政策的摇摆导致光明停滞不前，但事实上，如此境地也是体制滞后的必然结果，而联想到国有资本早该退出乳业行业这一原则，以及王佳芬的谨慎与沉默，更让我们唏嘘不已。
郑俊怀：深陷囹圄
2002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改革人物特写《郑俊怀：造民族品牌》。文章这样评价刚刚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的郑俊怀：“从郑俊怀出道伊利至今，近20年过去了，现已52岁的郑俊怀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一个企业，用心血和胆识打造了‘伊利’这一中国乳业品牌。”
然而，意外的是，2004年，郑俊怀被举报“侵吞国有资产”，最终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郑俊怀有期徒刑6年。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媒体突然曝光郑俊怀涉嫌“侵吞国有资产”前一个月，他正出席利乐公司邀请饮料企业家的游会上，并神秘而踌躇地告诉时任光明乳业总经理兼董事长、同样深受产权困扰的王佳芬，“伊利也许不久也能把产权搞清楚了。”
事实上，《人民日报》对于郑俊怀的评价颇为中肯。1983年，伊利只是呼和浩特市政府下属一个年利税仅4.7万元的回民食品厂。在郑俊怀的苦心经营下，伊利迅速崛起，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并且于1996年成功上市，成为内蒙古最早的上市企业之一。
随着“国进民退”战略下产权问题的日益凸显。1999年，郑俊怀就开始了他的MBO计划。与许多尝试曲线MBO道路一样，郑俊怀的收购计划也是游走在法律边缘。
他和伊利二十多名主管出资成立了 “华世商贸公司”，相继收购了一部分国有企业所持的伊利股份。由于其团队缺少大量现金，他们便将伊利公司的资金辗转至华世商贸，用这些资金购买伊利法人股，不久之后，又将从伊利腾挪过来的钱悉数悄悄归还。
不仅如此，郑俊怀还授意一些与伊利有着密切联系的奶牛场向银行贷款，作为华世购买伊利股票时用。一旦购入股票便又将所购得的法人股作为质押向银行贷款，还款给奶牛场，随后奶牛场又将此款向银行还贷。
郑俊怀的巧妙腾挪下，华世购入了伊利的大量股票，并且改名启元投资。他与其团队的做法也得到了当地国资局的默认，并且获得了500万股伊利法人股的有偿转让。于是，不久后，启元投资成为了伊利的第二大股东。
获得了伊利大量股权后，郑俊怀踌躇满志准备在乳业市场继续攻城略地之际，他却意外地被举报“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2006年，郑俊怀被撤销了其中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所有职位，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郑俊怀有期徒刑6年。
李经纬：老泪纵横
1994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三水健力宝星”，这是全球第一颗以企业名称命名的行星。此刻，几经波折而疲惫不堪的健力宝已经显得黯淡无光，而作为曾经的企业家之星——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早已陨落多时。
李经纬缔造了“东方魔水”的传奇故事，可以说，李经纬是“健力宝之父”，他用了18年时间把广东三水市一间小厂房培养成为摇钱树。18年中，健力宝上缴三水市政府28亿利税，最盛时更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45%。
无论市场的效益如何辉煌，对于李经纬来说，健力宝的产权症结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一方面是李经纬对于健力宝近乎“专职性”的独立管理，他将三水市政府置于不顾，一方面则是三水市政府对于健力宝的绝对控股权，双方权益之争进入白热化。
对此，李经纬提出过以4.5亿元的3年分期付款的方案收购健力宝股份。由于利益的分歧，三水市政府断然拒绝，他们的理由是管理层收购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2002年10月，由于无法实现对自己创办企业的收购目的，李经纬在临退休前钻起财务空子，一项模糊的罪名将李经纬从健力宝的管理宝座上撤下，同时他也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这也标志着健力宝的李经纬时代结束，而张海时代开始了。
善于资本运营张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以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以3.8亿元收购了健力宝80%的股权。后来事实证明，张海其实用的是健力宝的资金收购健力宝，而他则作为一位“空手套”的高手坐收渔利。
事实证明，善于资本运作的张海却并未将健力宝带入正常的运营。他利用健力宝的资源将大量资金腾转挪移出去，并且放弃健力宝品牌而启用第五季。经过了资本市场两年的风吹雨打，曾经风光无限的健力宝也已经奄奄一息。
2004年12月7日广东省三水市政府召开健力宝复产大会，尽管李经纬的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但他还是出现在了会场。只不过，曾经的“健力宝之父”业已苍老，坐在轮椅上的他也只能眼含泪花，仰天长叹。
潘宁：悄然归隐
“服务乡企数十年，纵横家电愤争先。闯破禁区成骏业，寄语同仁掌霸鞭。”或许不少科龙老员工还依稀记得，原科龙董事长潘宁临别时赠给部下的这首诗，但它将成为绝唱。
潘宁曾经叱诧一时，他所创办的科龙家电更被誉为中国制冷业希望之星。但是很快，人们将会忘记潘宁，忘记他所缔造的科龙。
1984年，时任广东省顺德市容奇镇工交办公室主任的潘宁开始创业，创立了珠江冰箱厂，而在不久前，仅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他在异常简陋的条件下打造了我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由于创业资金是由镇政府出资了9万元，潘宁的工厂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乡镇集体企业”，这一产权归属也为潘宁的悄然归隐留下伏笔。
经过几年的艰辛耕耘，很快由珠江冰箱厂生产的“容声”冰箱便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并且迅速成为华南地区第一品牌。1992年，正在广东南巡的邓小平专程来到珠江冰箱厂视察，并且由此也诞生了那句著名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的亲临视察让潘宁名满全国，但此时的他已经到了60岁退休的年龄，而企业产权究竟该如何划分也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谜团。尽管，珠江冰箱厂效益蒸蒸日上，潘宁也多次向镇政府提出产权问题，但他以及带领的团队得到的总是镇政府的敷衍搪塞。
1994年，潘宁决定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宣布创立新品牌——科龙，由此进军空调行业并逐渐摆脱政府的强力控制。与此同时，潘宁的举动也引起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密切关注，由此，当地政府也一改原本倾力支持的态度。1996年，科龙电器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潘宁也踌躇满志的一路攻城略地，先后在营口和成都建立起生产基地。1997年，科龙营业收入34亿元，净利润6.6亿元。就当潘宁与其部下欢庆之际，当地政府官员也慢慢地开始干预科龙的经营管理。
由于对于潘宁试图带领科龙“出逃”的不满，1998年12月，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科龙集团宣布，潘宁辞去公司总裁一职，而不久后，潘宁又卸任董事长。
尽管，潘宁对于自己的“退休”丝毫没有任何准备，但他却没有对外界作出任何关于辞职的解释，并且迅速作出了移民加拿大的决定。在面对媒体记者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
据悉，为了表示自己的彻底隐退，潘宁曾与科龙约法三章：“不保留办公室，不拿科龙一分退休金，不要科龙一股股份。”
2001年10月，顾雏军入主科龙电器，东窗事发后顾雏军踉跄入狱，科龙电器再次易主青岛海信。而此时，潘宁远在枫叶之国安度晚年，全然不再过问科龙之事，俨然闲云归隐。
众说纷纭
尽管，在改革开放激荡三十年风云里，许多故事早已尘埃落定，许多企业以及企业家已经退出了公众视野，甚至销声匿迹。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关于产权改革的讨论依旧是中国公众社会、政商学界分歧最大的经济话题之一。
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企业经营者的“赎买”，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
在2004年，香港教授郎咸平振臂一挥，引爆了世纪之初关于改革开放的最为激烈的社会大辩论。面对国有资产的流失，郎咸平抛出了他的“保姆理论”：“ 现在国企改革变成什么样的情况？等于说我今天家里很肮脏，我请个保姆到我们家清扫，清扫完了以后，家就变成她的了。中国没有合格的职业经理人！”
“国退民进”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的缺失，许多程序都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在此次讨论中，郎咸平将矛头指向了格林威尔等知名企业，面对着郎咸平占据的道德制高点，众多企业家们大都选择了缄默，而一向自视甚高的顾雏军却站了出来与郎咸平开始公开论战。不久之后，顾雏军便东窗事发，深陷囹圄。
针对以郎咸平为主的质疑声，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也抛出了他的“冰棒理论”，他认为国有资产就像太阳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么它也会完全融化掉、浪费完。很显然，如此理论经不起推敲，更不能置于公共谈论之中。
在“国退民进”浪潮中，有人委曲求全小心而谨慎地完成了向职业经理人的转型；有人愤然离职黯然神伤地告别苦心经营的事业；有人游走法律边缘，一旦东窗事发而陷身囹圄；也有人全身而退，名利双收。其迥异人生，彼此境遇可谓天渊有别。
但无论怎么，进退之间，人生百态，都是记录着我们一个特殊的变革时代，一部特殊的商业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