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与文化叠压

人物斗法的故事较为普遍。

（三）本主神话

本主是白族的宗教信仰，“本主”神的来源相当复杂，时代先后不一，本主神话也就相应的具有其复杂性和多元性。大体可以分为：（1）图腾和自然崇拜的神话，对应来源于自然神灵的本主。（2）英雄崇拜的神话，对应来源于历史上传奇人物的本主。（3）神祗的神话，对应来源于佛教道教的本主。（4）传说人物的神话，对应来源于事功简单的传说人物的本主。

（四）观音神话

观音神话传说在白族地区的传播与佛教在此盛行有着直接的联系，也是佛教的直接显现形式。大理地区的观音神话是非常完整的。从观音的身世（三公主）到成为“救世主”、“保护神”的过程都有丰富的神话作为支撑。白族的观音不仅具有佛教的神学色彩，也具有佛教地方化的特征，有着世俗人性。

以上就是白族神话较为普遍的一种分类。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共时的特点，将神话放在一个研究平台上，可以很好的研究白族神话的特色。但要深入研究白族神话的多元化等特征，就要涉及到历时的问题。将白族神话用一种可以展示其线形发展的分类，才能更立体地分析其特征及因由。通过对白族神话的对比发现，白族的三个分支：拉马人、勒墨人与居住在大理的民家的神话有着显著的区别。拉马人、勒墨人的神话还保留着原始习俗遗留、原始宗教信仰，较少受到后世、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洱海周边的大理神话几乎失去了远古的记忆，后世生活、外来文化的渗透成为其神话的主要特点。基于此，本人认为这种差异恰好能梳理出白族神话的一条发展脉络，拉马人、勒墨人的神话正是白族较早的神话，反映早期白族先民的心理、意识。而大理的神话则更多地展现出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特征，是较晚的一些次生神话。现将白族神话按这个思路，以分支地域划分为：（1）拉马人、勒墨人的神话。白族的创世神话、图腾神话的神话大都保留在拉马人、勒墨人的神话中。在这些神话中可以看到白族先民原始的生活状态、自然环境和思维意识。如：《氏族来源的传说》就反映出原始白族曾经有过母权制家庭到族外婚的历程。另外，关于鬼神崇拜的神话也大量地出现在拉马人、勒墨人的神话。这种鬼神崇拜的神话不是片段的、单篇的，而是成一定规模的保留在其中，成为其一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神话可能产生、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的初期，反映了灵魂不死、巫术等原始观念。（2）大理白族的神话。在这类神话中也有开辟天地、国家的神话。在其内容情节的构建上，涉入了多种文化要素，是杂糅的、有着明显的后世文化。同样是天地万物的起源，但它与前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以《开天辟地》为例，其主角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借用而发展的盘古、盘生兄弟。在情节的发展中，有了国家、算命、观音、百家姓等后世和其他文化意识形态的介入。这种神话特点的形成有着对应不同的时代及时代的文化。将以上的神话与大理白族的源流、历史状况相互对应，就能找到白族神话多元化特征的根源。

二、大理白族渊源及其文化叠压

大理白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它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学术界曾经对白族起源及其形成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土著说”和“外来说”、“融合说”三种种学说。“外来说”认为白族的先民由外地迁入洱海区域;“土著说”认为白族起源于洱海区域的古老族群。现在，通过相当时间的考古发现，使得洱海古代族群的历史状况相对清晰，白族起源于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原住民“昆明之属”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②虽然迄今为止，白族的族源问题尚未得出一致的看法，但从这些研究中可以肯定的是白族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叠加整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包的文化体系。而正是这样的文化体系影响了白族神话在传承播布过程，进而渗透了多种民族传统、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形成多元化的特征。

（一）先秦时期

以稻作栽培为标志的新石器文化开始发生于公元前2千年的洱海周围地区，由于大理冰期覆盖了海拔较高的滇西和全部云南腹心地区，因此，距今约4千年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仍然是云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最早遗存。③在讨论白族族源时，因为缺乏文献上的记载，大多数学者都忽视了这一部分。当时的“古代洱滨人”经营原始农业，同时以狩猎、捕鱼为生活来源。海门口的遗址显示当时的人们种植稻及其他农作物，并能制造石器、陶器、铜器。以他们为主体不断融合后来南迁的僰人、叟人和汉人，到唐宋时期形成为民族。④

（二）秦汉至时期至唐朝前期

这个时期，开始了出现族群迁徙，形成民族的大融合。首先是两汉时期的僰人西迁。僰人是构成白族的一个重要分支。林超民认为僰人是氐羌的一支，先秦时期由湟水流域南迁到岷江以西的青衣（今四川雅安地区） ，汉初已循岷江向南到达犍为（今四川宜宾地区），以道为中心建立“侯国”。大约从战国开始秦国向巴蜀拓展，僰人被迫继续南迁，在流动中未形成大的部落邑聚，故未载入《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次，当西汉初年还没有开拓“西南夷”时，滇池地区与巴蜀很早就有商业往来，在文化关系上滇蜀关系密切，《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人始祖“禀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氐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为祠焉。”⑤白族先民以虎为图腾，有崇拜虎的习俗，不能不考虑其间的文化关系。第三，楚人和秦人是最早进入云南的汉族先民。“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⑥汉王朝募徙死罪（破产而犯罪的劳动人民）及奸豪（商人）到滇地区从事垦殖，驻戍士卒也从事垦荒屯田，大批汉人移入云南。从先秦到汉代进入云南的楚人、秦人和汉人有一部分迁徙到洱海地区。两晋南北朝是云南境内民族大迁徙和融合时期。滇东夷化的汉族“大姓”和汉化的“叟帅”联合四川的成汉政权，反对晋王朝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遭到晋王朝的残酷镇压，使东汉时经济文化一度颇称发达的滇东北变为废墟，这时居住在那里的大部汉族屯民和叟人迁到滇中和滇西地区。⑦

（三）南诏大理时期

南诏国、大理国是白族族别及其文化的形成的时期。第一，南诏兼并东部爨区后，“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南诏脱离唐朝之后，南诏的政治中心在滇西，同时，南诏先后以各种方式使滇西的“白蛮”大量吸收了汉族人口和汉族文化，滇西洱海地区“白蛮”人口增加;“百蛮”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也从过去东部滇池地区一带转移到了滇西的洱海周围。⑧第二，南诏统治区域虽然是以乌蛮作为国王，但大臣几乎都是白蛮中的贵族，白蛮在南诏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起着实际上的支配作用，作为南诏统治区域内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民族，其文化成为南诏文化的代表。第三，大理国时期，白族成了名实完全相符的主体民族。大理国与宋王朝具有密切的商业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汉文化继续得到大量的吸收。

南诏、大理绵延的六个世纪确定了白族文化的主体特征和要素。在这里以南诏与大理国时期作为一个凝聚点，剖析出组成当时大理文化的各个文化因子，以及将各种文化因子杂糅为一种组合形式需要的因素。南诏大理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不仅建立在西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之上，更重要的是对中原地区民族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一方面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兼收并蓄，在民族融合的区域，各民族之间在从生活和观念上不自觉地进行了交汇融合;另一方面表现为模仿、吸收外来文化。如，南诏时期的大理各民族对接受唐文化影响有着强烈的趋同意识，是一种对优势文化的自觉的靠拢。这种开放性质是由特定的历史因素所决定的。这与很多长期处于封闭的民族不同。截止到南诏时期，大理区域的表层文化是创造南诏文化的主体民族——白蛮和乌蛮的民族特性，但是由于该区域民族文化的多源、多元、立体的特征，通过纵向横向的文化分析则发现，该区域的文化是复杂的，是一个多种文化叠加、文化层积的体系。所以，在此运用通过借鉴考古学的“面临若干先后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对之的分层研究，可以描述该区域的考古文化层积关系，揭示一定区域复杂、立体的文化形态”⑨的方法而创立了文化叠压带学说，来对大理白族文化进行分析。

（1）底层文化。洱海区域的原始民族群体是构成白族文化的底层部分。这个时期的族群及文化由于处在文化叠压带的低层，容易被后来的族群及其文化掩盖，处于一种隐性的状态。（2）氐羌文化。僰族、叟族、昆明族都是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而这些民族都是构成白族的主体民族。（3）汉文化，白蛮文化。两种文化是相互交融的。在白族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仅是受到汉文化的深远影响，而且由于大量汉族融合如白族之中，在血缘上与汉族是关系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文化，而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

图1  白族形成的文化因子及文化叠压

图2  白族形成之时洱海区域的文化叠压

（四）明清时期

这个时期，云南“夷多汉少”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明代以屯田形式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屯田，先后来云南的汉族人口总数，远远超过当时云南境内任何一个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汉文化对白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诏后期直至元代的“白族化”过程被明代的“汉化”过程打断，苍洱区域复归为白族的主要聚居地。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兴办也大大促进了白汉文化的交流，儒学等汉民族学说深入民间，使得白族民间汉文化水平提高。这个时候汉文化的大量传播，从洱海区域流传到更为偏远的地方，也可能导致汉文化居于文化叠压带表层。

图3  洱海区域的文化叠压

三、白族神话多元化特征的形成原因

（一）间接条件：大理开放的地理位置

大理开放的地理位置，是以三条古道作为依托的。正因为有了这三条古道，大理才拥有了汇集多种文化的一个契机。首先，滇僰古道是连接云南四川的第一古道，是蜀身毒道最重要的必经之路，是古代中国沟通西域的重要路段，也是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的一条主干道。其主要路线为：宜宾——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其次，蜀身毒道作为比北方丝绸之路早的南方丝绸之路，较早地打开了文化交流的大门。其主要路线为：成都——邛崃——雅安——汉源——盐源——大姚——祥云——大理——保山——腾冲。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商品交换的古道，也是各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的走廊，并促进了沿线许多城镇的兴起与繁荣。其主要路线为：西双版纳——思茅——景谷——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从这三条路线在云南境内的情况上不难看出，大理（包括现在属于大理地区的区域）成为三线的集合点，这就为大理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创造了地理条件。

（二）直接因素：文化叠加下的多种文化因素的杂糅

1.在这里，不妨将拉马人、勒墨人的神话和白族民家神话放在一个承袭的线形发展状态下，以拉马人、勒墨人的神话作为白族早期神话的遗留，从中可以看到早期的洱滨人的生活形式和意识。而白族民家的神话由于历代受到文化叠压的影响，则可以对应白族具体的文化叠压层次。

以争论颇多的“九隆神话”为例。在学术界对“九隆神话与白族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致力于白族文化研究的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写道：“九隆神话之特点，在以龙为图腾，”认为龙是白族的图腾，这一说法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如《白族文学史（增刊本）》亦持此说。当然不同意见有，赵橹在他的《论白族龙文化》中是这样论述的：“我们稽考方志、金石和文物，在洱海区域的原始文化中，找不到‘龙’的遗迹;一般关于‘龙’的记载，都是后起的，而且是外来的龙文化渗入以后所形成……事实上白族最早就不曾有‘龙’的概念，在白族原始文化中，只有对‘水神’崇拜的意识。”⑩

在此，我们通过文化叠压带的整理，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解释白族“九隆神话”的性质。八十年代，在保山一古老石洞发现九隆石雕，九隆是附近彝族推崇的始祖。{11}而彝族是源于氐羌系统。{12}由于从白族形成的文化叠压带上看到氐羌文化是处于该文化较为早期的文化，由于受到后世的文化的堆积，它处于一个比较隐性的状态，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出“九隆神话——氐羌民族——白族”之间的关系。所以，白族在其文化内部就具有了氐羌文化因子，所以在接受到了“九隆神话”之后，将其推崇为自己的祖先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也正因为白族形成的文化因子中就有氐羌文化的参与，所以就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抄袭”或“图腾”。这是一种文化叠压的结果。

同时，在历代的文化堆积中，关于对龙的崇拜，作为晚近的民族，白族受到了另一种强势文化的影响而演变得更加的强烈。由于汉文化中龙的崇高地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及众多龙崇拜的习俗，使得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就内外吸收大量汉文化的白族，也拥有了大量的龙文化和崇龙的心理。

2.在白族的神话中，最显著的多元特征在于对儒释道文化的渗透融合。白族的观音神话就是对佛教神话的一种吸收，从这些神话中，可以看出佛教进入白族区域的受排斥、接受、融合的过程。

龙与观音的斗争实质上反映的是佛教与白族原始巫教的斗争。收录于《南诏野史》的《师摩矣锁龙》的神话云：“（丰妃）尝随至罗浮山白城，建二寺。南壁画一龙，是夜龙动，几损寺。妃乃复画一柱锁之，始定。”寥寥数语，但却折射出巫、佛斗争的激烈。对此，赵橹先生认为：“师摩矣之画‘龙’于寺壁，乃隐喻罗浮山白城本为白族巫教的势力范围，师摩矣建寺于此，则喻宗教势力取代巫教之意，然而，巫教终不甘休，故有‘是夜龙动，几损寺’，结果，密教采取法术以制巫教，表现为‘妃复画一柱锁龙，始定’，密教终于制服、镇压了巫教而获胜。”在白族民间传说中，以龙隐喻巫教势力而与佛教人物斗法的故事较普遍。

在白族的神话中，龙的形象的演变，即：动物化的龙——龙人——龙王龙女这一个神化的过程，正好说明了佛教因子的渗透。“中国龙王龙女故事是受印度那迦故事的影响而产生的。当然，这些神话是在接受外来影响的中国创造，”{13}融入了本土诸多因文化背景。

关于龙、观音的神话情节多较为复杂，这些都可以看出是较为晚近的一些作品。大理地区有关观音的民间神话传说很多。其内容，按《白族文学史》（张文勋主编）的提法，可分为开辟神话，攘伏鬼魔、为民除害的神话，治水降龙、为民谋利的神话，宣传拜佛念经的神话。正是由于与汉文化的交流融合，大理白族吸收了南宋沙门祖珍著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十三中就有妙善公主一说，而创造了白族的“妙香国”神话。这正是佛教在大理地区得以盛行的一个佐证。

另外，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不断叠压，所以白族神话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与各种文化杂糅在一起，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吸收、改编。在大黑天神的神话中，他本是佛教的护法神，但被奉为本主，因为他的明辨是非、敢于反抗符合白族人民的思想和愿望。大黑天神是佛教之神，却受道教玉皇大帝的派遣，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本主与佛教、道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白族很多的创世神话的流传过程中，其观念、人物形象都在不同的时期受到不同的强势文明的影响，形成了多种文化融合造成的变异。

3.在白族神话传播的过程中，不仅是后期的文化生活和宗教意识渗透入前期的神话中，使其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而且在后期新神话的发展趋势中，由于民间神话以一种以我为主的新的姿态去剪裁传统的神话。神话的世俗性更为强化。“民间神话实际上成为一大杂烩，严密的佛教神话及颇有秩序的儒教神话与道教神话均遭分解融会。”{14}而白族的神话也正好迎合着这种发展趋势，使白族的神话不仅在整体层面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而且在大部分单篇文本中也充分体现了多元性。

注释：

①张文勋.白族文学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30

②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2：80

③白族简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二章“洱海和滇池地区的原始社会”

④马曜.白族异源同流说[J].云南社会科学.2000（3）：65

⑤杨家骆主编.后汉书》卷八十六（列传七十六）[M].鼎文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六年：2840

⑥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中华书局，1982：2997

⑦马曜.白族异源同流说[J].云南社会科学.2000（3）：65

⑧尤中.云南民族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34

⑨黄泽.文化叠压带：多民族杂居区域的文化层积关系[J].广西民族研究.2000（1）

⑩赵橹.论白族龙文化[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11}九隆石雕初识[J].云南社会科学.1981（2）

{12}关于彝族等拥有明显且久远的龙崇拜的民族中的龙的出现，《中国崇龙习俗》（吉成名）中论述：崇龙本来是汉族的民间信仰。可是由于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很多远古的族群就有了源远流长的崇龙心理及习俗。由文献考古资料可以说明，苗、越、蛮、蜀、羌等民族在三四千年以前就已经形成崇龙的习俗。较晚的北胡、南越、西南夷等都具有了比较明显的崇龙习俗。直至更为晚近的民族。

{13}中印文学关系源流[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14}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张文勋.白族文学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2]赵寅松.白族文化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2

[3]马曜.白族异源同流说[J].云南社会科学.2000（3）：65

[4]尤中.云南民族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

[5]黄泽.文化叠压带：多民族杂居区域的文化层积关系[J].广西民族研究.2000（1）

[6]赵橹.论白族龙文化[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7]中印文学关系源流[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8]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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