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当然，他也是党员！）大幅度地挥动着手臂，打着拍子教大家唱《国际歌》。过去，钟亦诚只是在苏联小说里，在对布尔什维克就义的场面的描写中看到过这首歌。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你要打铁就得趁热……
这词句，这旋律，这千百个本身就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一钱不值的罪人——趁热打铁的英雄的共产党员的合唱，才两句就使钟亦诚热血沸腾了。
——《布礼》
他试着哼了哼在旅途中听过的那首香港的什么“爱的寂寞”的歌曲，他哈哈大笑。他改唱起《兄妹开荒》来。
——《蝴蝶》
“您听音乐吧。”她说。好像是在对他说。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没有掀键钮。在《第一株烟草花》后面，是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
——《春之声》
1979年末到1980年初夏，重返北京的王蒙迎来了创作“爆发期”。短短数月中，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和中篇小说《布礼》、《蝴蝶》。这一系列作品当时被冠以“探索”、“意识流”之名，在文坛激起强烈反响a。
如文前摘引的小说片段所示，在王蒙“新时期”之初的小说文本中（包括但不限于被指认为“意识流”的作品），有着大量“声音”元素（具体表征为对语音、音乐、歌声、以及声音的传播媒介的文學修辞与文学叙事）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与同时代作家相比，王蒙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些“有声”的文本，记录了历史现场“众声喧哗”的声音风景。这首先得益于王蒙敏锐的“耳朵”，他极为自觉地在写作中调动音乐性元素，歌声与音响也经常成为作品直接的灵感来源b。更为重要的是，王蒙的这种听觉敏感，与其灵敏的政治嗅觉协同作用，故而小说中的“声音书写”往往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与“声音”有关的细节，通常扮演着功能性，而非仅是修饰性的作用，隐含着历史转轨的丰富讯息，也透射出转型时期各种文化力量的冲突与角力。
然而究其根本，无论是实际的“声音”，还是文学叙事中的“声音”，它们本身都无所谓意义。只有经过听觉感知和解释群体的界定与评价，才能赋予“声音”好恶美丑等不同的价值c。因此，声音总是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而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考量，可以发现现代声音与社会历史变迁深刻的同构性，历史剧烈错动的阶段，也往往是声音变迁最为活跃的时期。所谓“声音政治”，即是关于声音的生产、控制、传输、接受等诸环节的政治，而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即为“声音”与“政治”、“音乐”与“权力”的缠绕和互动。
声音的生产从来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却因为常常不易觉察，故而总能够天然地藏匿起某种政治性。法国经济学家贾克·阿达利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了“音乐”与“噪音”这对辩证概念，进而提供了一套理解声音如何参与政治秩序的塑造和维护的理论——通过差别化的方式，让人们把一种声音视为“噪音”，而把另一种声音视为有秩序的“音乐”，从而对“噪音”进行压抑和控制d。落实到本文讨论的具体语境中，“新时期”声音政治的中心议题，就是随着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脚步，“权力”如何通过对于“音乐”与“噪声”的政治重组，生产出与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相配合的声音秩序，进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
总而言之，选择以“声音政治”作为“问题与方法”，重读王蒙这一时期的小说，或可从中发掘曾被忽略的意义。当我们穿越“意识流”的叙事迷雾，侧耳倾听，可以发现其中内置着一部从“革命凯歌”到“改革新声”的声音史，同时也是音乐与噪音此消彼长的斗争史。在这些小说中，能否、以及怎样表现某种声音或音乐，都是极具“症候性”的细节。作为与“新时期”历史同时展开的文学写作，王蒙机敏而又小心翼翼地用对声音的书写，亦步亦趋地回应着国家的政策调整与社会转型。仰赖于王蒙听觉与政治的双重敏感，这些嘈杂的声音片段，极富意味地导向了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历史现场，显示出“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历史复杂性。
一、 歌声与革命：声音“正统”的修复与重建
1979年6月，远赴新疆十六年的王蒙回到北京，被临时安排到市文化局下属的北池子招待所暂住。王蒙安顿之后的“亮相”，就是将在新疆已经动笔的《布礼》续写完成。与从维熙、李国文等作家“复出”时的小说相似，《布礼》的创作动机也包含着强烈的自我“正名”意识。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简称，是在当时即已消失的词语，只有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员才会在信件落款时使用，“我当时以此作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包含了弘扬自己的强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经历与曾经的职业革命者身份的动机”e。《布礼》主人公钟亦成的半生历程，特别是作为“少布”的青年时代，也与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关联甚密f。
在当时，《布礼》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断裂、跳跃的时间碎片结构小说的形式特征。每一小节都以年月命名，连续性的历史线索被作者有意打断。如今不难理解，这种所谓“意识流”的技巧方法，实质是一个“回忆”的结构，即主人公钟亦诚在1979年的历史节点，回望自己“风云三十年”的跌宕生涯。常被论者忽略的是，在小说看似纷乱的个人记忆里，“歌声”是其中的引导线索。王蒙意味深长地以一条“歌曲”的脉络，贯穿和表现钟亦诚（也是王蒙自己）的“职业革命者”生涯。
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小节，王蒙描写共产党解放P城（即北平）的战斗。在作者笔下，解放前的P城是一个“腐烂的”、“濒于死亡”的城市，充斥着“千奇百怪的像叫春的猫和阉了的狗的合唱一样的流行歌曲”，“三岁的小孩在那里唱‘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唱‘我的心里有两大块’……”。而在解放P城之后的全市地下党员大会上，《国际歌》响彻会堂，钟亦成激动万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悲壮、这样激昂、这样情绪饱满的歌声，听到这歌声，人们就要去游行，去撒传单，去砸烂牢狱和铁锁链，去拿起刀枪举行武装起义，去向着旧世界的最后的顽固的堡垒冲击……”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