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0头江豚。
2012年，中科院水生所鲸类保护生物学科组副研究员郝玉江看到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时，心里一惊。长江江豚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鲸类物种，仅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被称为长江生态“活化石”。
1040这个数字令研究者们震惊，这意味着保护江豚的速度似乎赶不上种群下降的速度。2006年，国际联合考察队考察到的江豚数量还有1800头左右。食物匮乏，是影响江豚生存的主要原因，以鱼为食的长江顶层生物链，最先感知长江无鱼之困。
在2018年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长江里快没鱼了，这个结论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但其实，长江苦无鱼久矣。长江渔业的天然捕捞量从1954年的42.7万吨，下降到了如今不足10万吨，仅占全国淡水水产品的0.15%，对中国人“餐桌”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学者们千呼万唤之后，“长江禁渔十年”政策终于落地，但保护长江鱼，仍然任重道远。
“基因库”告急
五十多岁的詹兴旺，家里世代都是鄱阳湖上的渔民。和周围人一样，他不会讲普通话，长期在船上风吹日晒，长相黑瘦，有些显老。
他对鄱阳湖最美好的一段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跟着父母打鱼，随便一撒网，就能捕到单条三四十斤的鱼，甚至曾打上过100多斤的鱼，比人还高。但这些年，他眼看着湖里的鱼个头越来越小，最大的也就一二十斤。
鱼的数量也少了。一张长50米的丝网，过去年岁好的旺季，能一次打上来四五百斤鱼，而现在最多只有四五斤，相差了100倍。
品种也在减少，很多鱼再也难觅踪迹。从前，他总能看到江豚探出湖面呼吸，但现在极少看到江豚。中华鲟、鲥鱼、鳤鱼、鯮鱼等，更是多年不曾捕获。
不仅是鄱阳湖，整个长江流域的渔业资源骤减，已是不争的事实。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长江办”）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长江分布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鱼类有424种，其中170多种是长江特有。
青、草、鲢、鳙“四大家鱼”曾是长江里最多的经济鱼类，但如今的繁殖数量却越来越少，已经不足上世纪60年代的10%。野生种群数的减少，会带来长远的隐患。现在全国淡水产品中，93.78%是靠淡水养殖，这些养殖鱼类中一半以上是人们常吃的四大家鱼。
“鱼类的基因在人工饲养过程中是不断退化的。”著名鱼类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曹文宣是最早提议“禁渔十年”的学者，他解释，鱼类在人工养殖时，必须不断补充野生的鱼卵资源进行繁殖饲养，而长江鱼是四大家鱼不可或缺的基因库，“如果不保护好鱼类基因库，将来我们就真的会面临无鱼可吃的局面，那是多么可悲又可怕的事情。”
而面临“无鱼可吃”的，不仅仅是人类，还有长江里的珍稀水生生物。中科院水生所鲸类保护生物学科组副研究员郝玉江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前后，长江江豚自然种群开始呈现加速衰退趋势。通过对收集到的死亡江豚信息构建了种群动态生命表，他们发现自然江豚种群参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是：在1993年以后，长江江豚种群的世代周期变短，新出生的江豚中，雄性后代比例增多。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恶化造成的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有关。”郝玉江尝试用“生态陷阱”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在没有人类过度干预的情况下，长江江豚种群动态与饵料鱼资源之间会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关系。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过度干预（过度捕捞、环境恶化等），长江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成为一个总趋势，给长江江豚种群持续传递渔业资源减少的信号，因此江豚种群则持续偏向于产生更多的雄性后代，由此造成了其种群的快速衰退。
2012年，江豚数量下降速度从6.5%上升至13.7%。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推算，最快15年后长江干流可能再无江豚。郝玉江记得，这一结果使相关主管部门受到极大震动，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长江江豚以及长江生态的保护问题也很快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除了江豚，长江的其他珍稀特有物种资源也在全面衰退。长江办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白鲟、长江鲟多年未见，白鱀豚在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中华鲟数量锐减，野生河鲀数量极少，刀鱼的价格一度被炒至8000多元一斤的天价。长江上游有79种鱼类为受威胁物种，居国内各大河流之首。
长江水生生物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为何要十年？
长江鱼越来越少，但渔民的办法却越来越多。
曹文宣曾长期在长江流域调研，他最无法容忍的，是在长江沿岸盛行的电网捕鱼和“迷魂阵”。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电网捕鱼在长江沿岸的渔民中盛行。曹文宣回忆，当时汉江、湘江上，几乎每家的船上都放有电网设备，另一头电线连着渔网，所到之处，大鱼小鱼都被打死。
“电捕鱼要坚决取缔。”曹文宣希望，国家能够像禁止气枪、猎枪一样取缔电捕工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保护水生生物的目的。
“迷魂阵”是另一种非法捕鱼方式。渔民将长长的渔网布在水下，渔网网眼极小，2厘米长的小鱼小虾都不能幸免。鱼一旦入网受到阻拦，沿网乱窜，碰到预设的网兜便钻了进去，无法脱身，无论大小，均被一网打尽。
2004年7月，曹文宣的学生们在洞庭湖考察，看到湖面布满竹竿架起的“迷魂阵”。学生们注意到，大部分渔船上的草鱼、鲢鱼、鲤鱼清一色个头很小，都是10厘米左右的幼鱼。他们测量发现，在洞庭湖的一艘渔船上，捕获草鱼的长度在4.5厘米～15.7厘米之间，部分草鱼仅仅出生在两个月前。
按照当年的统计，湖南省岳阳市管辖的东洞庭湖共有3000多个密眼“迷魂阵”，每天的渔获物10.5万公斤，其中经济鱼类的幼鱼有6.45万公斤，超过一半。曹文宣看到学生拍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难掩愤怒。他感慨，这些幼鱼太小，一般只能作为饲料原料低价售出。
曹文宣理解渔民的苦衷，但在他看来，“迷魂阵”、电捕鱼这些竭泽而渔的方式，对长江渔业资源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经济鱼类，中华鲟、江豚等珍稀鱼类也难逃被电死的命运。
詹兴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但渔民却在增多，不用网眼更密的渔网或电捕，很难打上鱼，更难养活一船老小。因此，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在禁渔期使用电捕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电捕、“迷魂阵”等方式至今仍然屡禁不止。
面对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趋势，从2002年起，原农业部在长江流域试点实施长江禁渔期制度。葛洲坝以上水域每年2月1日～4月30日、葛洲坝以下水域每年4月1日～6月30日，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专家认为，在春季鱼类产卵的季节实行禁渔，是一项最直接的养护鱼类资源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鱼类的繁殖。2016年，农业部调整长江禁渔期制度，扩大禁渔范围，统一和延长了禁渔时间，禁渔期为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
但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过度甚至非法捕捞卷土重来，春季禁渔的初衷难以实现。因此，从2006年起，曹文宣开始呼吁长江流域全面禁捕十年。以四大家鱼为代表，长江主要经济鱼类性成熟的时间是3～4年，10年禁渔，将有2～3个世代繁衍。“加上控制捕捞，特别是电捕，可能会恢复长江的渔业资源，至少能持续提升产卵量。”曹文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任文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下简称WWF）中国淡水项目主任。在他看来，其实鱼的产卵量很大，繁殖能力很强，如果能给它们一个喘息和休养生息的机会，鱼类的种群数量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另外，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在野外天然水域每捕获一条鱼，都是珍贵的基因资源。” 任文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年禁捕能有效保护长江水生生物的基因资源。
在学者们看来，除了为鱼，十年禁捕也是为了渔民。
曹文宣至今还保存着2007年他看到的一篇报道，翻看次数很多，他能脱口而出其中总结渔民的句子：“一船文盲、一船血吸虫患者、一船超生户、一船贫困户。”这些渔民常常一家七八口住在船上，条件艰苦。洞庭湖污染严重，渔业资源日渐枯竭，渔民捕鱼早就入不敷出。这让曹文宣更坚定地呼吁十年禁捕，让渔民上岸。
任文伟在考察时见过很多职业渔民。他们经济拮据，过着穷苦的日子，所以不愿让下一代再靠打鱼为生。“从扶贫角度，结合十年禁捕，帮助他们寻找替代生计，这也是一种精准脱贫的方式。”任文伟说。
十年禁捕会影响到人们吃鱼吗？长江办主任马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江目前的捕捞量不足10万吨，仅占全国淡水水产品的0.15%。禁渔不会影响民生，但是对渔业资源恢复有很大的好处。
禁捕后的诱惑
禁渔十年，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决心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从2006年最早提出“禁渔十年”的提议，到2019年初转变为中央部委的政策决定，前后历经13年。
曹文宣理解其中的难处，但始终坚持不懈。除了他本人，中科院水生所多位专家都积极呼吁长江全面禁渔十年。原中科院水生所所长赵进东院士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间，也多次提交相关提案。
江豚保护的形势变化，是一个催化剂，也像是个讯号。
过去，郝玉江所在的鲸类保护学科组曾一直呼吁加强江豚的保护力度，但是回应的声音和力度都很小。“因为诸如航运、渔业活动、污染、水利工程建设等这些对江豚生存的威胁因素，都与国家或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渔民生活密切相关。很长一段时期，这似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郝玉江说，但是在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在国家提出“长江大保护”理念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观发生了明显变化，“长江生态环境呈现向好发展，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
郝玉江感受到，过去五到十年间，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对江豚的保护力度都在增加，“感觉是逐渐的，又是突然的过程”。
保护长江、修复长江生态的基调，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7年1月，赤水河流域率先启动全面禁渔十年，覆盖了长江上游珍稀鱼类栖息和繁殖的重要区域，也是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8年，國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主要目标是：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地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2019年初，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从2020年开始，长江将全面进入10年休养生息期。
呼吁十余年后，长江禁捕迎来了实质性进展。但十年禁捕的政策落地，并非易事。
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全长6300多公里，流经1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长江流域涉及长江经济带，沿岸人口密度大，叠加产业活动，人类活动高度密集，这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任文伟说。
长江禁捕涉及11万条渔船，近28万渔民。长江办主任马毅坦承，这么大的江面，过几年渔业资源一旦恢复增长，对退捕渔民的利益诱惑更大，管理难度非常大。
这在此前四个月的春季禁渔期，有过不少前车之鉴。刚实行春季禁渔时，夏德军很头疼，他是安徽省马鞍山市渔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渔民都有侥幸心理，常常在半夜开船偷捕，电捕捕得很快，只用一两个小时。执法人员在岸上办公，接到举报后，要接上举报人，再开船去执法地。等他们到了现场，只剩下漆黑、安静的水面，偷捕渔民早已没了踪影。
即使撞见了偷捕现场，渔民会开足马力逃跑，而执法船普遍太老旧，追不上违法船。夜里执法，有时候会出现渔民暴力抗法的情况，也很难保证执法和被执法人员的安全。
长江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基层执法存在众多难题：长江江河湖泊众多，湖泊面积广，江河岸线长，基层特别是县级渔政执法人员少，队伍结构老龄化，渔政基础设施装备不足。春季禁渔实施了17年，从法律到政府明令禁止各种有害渔具，非法捕鱼仍然屡禁不止。一方面，取证难、执法难度大;另外，基层执法也存在“有案不送”“以罚代刑”的问题。
“法律的漏洞是渔政执法存在的最大现实问题，非法捕捞违法成本低，所以屡禁不止。”长江办表示。
而十年禁渔，难上加难。“十年禁渔和以前的春季禁渔相比，在执法难度上不是一个级别。一缺人，二缺钱，但最核心的还是缺人。”夏德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县级渔政执法部门只有几个人，全天加班，没有加班费，甚至盒饭钱都要自己掏。
马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江十年禁捕之后，长江办也会推动各级政府加强渔政执法的投入和队伍建设，增加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推动集约化管理。同时，他们也在打造跨部门长江水上联合执法平台，在交叉水域、重点时段重点打击。
在马毅看来，推进长江十年禁捕，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十八大以后，对生态文明建设，从顶层设计到落实力度、推进深度都是空前的，各部委都很支持。但挑战也很大，很多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比如水生生物监测，以前是利用渔民捕捞的渔获物，如今要在技术和管理上创新，在生态修复上创新。”马毅说。
岂止禁捕
人类活动对长江河道和自然岸线的开发力度之大，曾让任文伟触目惊心。
任文伟曾和团队去长江上游考察，一路上看到大大小小的水电开发，有的水电站是通过环评合规建设的，有的是地方私自开发。水电站周围植被破坏严重，山体突兀地暴露在外。他也曾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看到，吨位极大的挖砂船一排一排停在湖面。今年上半年，他和团队一路乘船到长江下游，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码头、港口、工厂，自然岸线越来越少。
早在2007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长江生物资源养护论坛。当时业内就已经达成共识，影响长江渔业资源的根本原因不是过度捕捞，这只是原因之一。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挖沙采石、滩涂围垦等高强度的人类活动，都在破坏着长江鱼类的生存环境。
“治理长江病，我们农业部的职责是先干，是先手棋。期望仅通过十年禁捕，就能让长江的生态恢复，这不可能，也不客观。” 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多因一果，我们只能去掉一个因。”
过去数十年，长江中下游绝大多数湖泊失去与长江的自然联系，加上不合理地围垦，使支撑长江鱼类的有效湖泊面积减少了76%。
水利工程是影响水生生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工因素。长江办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长江流域水坝已经超过52000座，仅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规划的大型电站就有127座，水域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截至2017年底，长江沿线10省市已建成小水电2.41万座，333条河流不同程度断流，断流河段总长1017公里。
水电站的建设，不仅阻断了鱼类游回产卵场的路，也改变了长江的水文和水温条件，导致鱼类产卵量大大降低。任文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可否认，水电站对长江沿岸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正面作用，但是如何从流域整体来考量：一条河流到底要建多少水电站？在哪里建以及如何建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和重视还远远不够。
水污染也是威胁水生生物的重要因素。2017年，长江流域工业废污水排放总量超过300亿吨，接近或相当于黄河枯水年份的水量。任文伟介绍，水污染造成的直接危害是，“水生生物死亡，或抵抗力降低，疾病增多”。
“更大的因素是气候变化，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会叠加在栖息地丧失和水污染等因素上，加剧水生生物的生存困境。”任文伟對《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任文伟看来，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在单纯禁渔之外，还需要政府和社会进行综合科学研究，拿出系统解决方案。
除了禁渔，开展人工投放鱼苗等增殖放流的措施，也是拯救长江水生生物的手段之一。中华绒螯蟹资源曾经接近枯竭，2003年的捕捞量只有0.5吨。农业农村部在长江口连续多年开展繁育亲体放流和产卵场生态修复后，如今长江口蟹苗已经恢复到了60吨左右的历史最好水平。
但是人工投放鱼苗并非万全之策。在曹文宣看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曾注意到，往往是刚放流，过段时间这些鱼就被渔民捕捞上来出现在了市场上，花了不少冤枉钱。他以湖北省举例，2010年，湖北省增殖放流了5.7亿尾鱼苗，投资上亿元，但2011年的产量却比2010年减少了5.76%。
长江办资源环境保护处副处长娄巍立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增殖放流只是水生生物资源恢复的一种手段，在特定的区域，比如人类活动少的地方会有明显的作用。此外，增殖放流必须结合禁渔制度、打击非法捕捞、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等一系列保护措施。
今年7月1日，马鞍山提前完成了当地退捕工作，实现了长江干流及重要水域常年禁捕。最近，夏德军每一次巡查江面，都能看到江豚探出水面呼吸，这在以前很少看到，“因为江豚吃鱼，江豚变多，说明禁渔有了效果”。
郝玉江也看到了希望。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显示，现存长江江豚数量为1012头，虽然数字上相较于5年前有所减少，但是从统计学上看，江豚的种群没有明显下降，这说明江豚快速下降的趋势得到了缓解，过去这些年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开始发挥了作用。
但是郝玉江补充说：“长江江豚种群生存的威胁因素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在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十年禁捕只是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