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公园建设日益重要，文章旨在对多元背景下新型城市公园设计进行探索。文章以法国巴黎拉维菜特公园为例，从整体上剖析这个作品。最终与实际结合，归纳其理念及手法，并对新型城市公园的建设提供建议。拉维莱特公园受多元背景下的客观因素及设计师伯纳德屈米的个人主观因素影响，理念打破常规、手法创新独特，可为新型城市公园设计提供帮助。
关键词：伯纳德·屈米 拉维菜特公园 新型城市公园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9）01-0148-03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ark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is article takes La Villette park in Paris， Fra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is work from the whole. Finally， it combines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ummarizes its ideas and method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 park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 Villette park by multiple objective factors and the architect Bernard Tschumi"s personal subjective factors， unique idea break the routine，technique innovation， can provide help for new urban park design.
Keywords： Bernard Tschumi Park La Villette New city park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物质水平的提升，城市生活逐渐丰富，在此多元化的背景下，城市居民对于城市公园的需求逐渐增加，因此，探索多元背景对新型城市公园诞生的影响、理清顺应多元背景下新型城市公园建设的思路至关重要。其中拉维莱特公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诞生不仅意味着城市公园建设的进步，其先进的理论基础及设计手法对整个建筑行业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为当下新型城市公园的设计提供思路及参考。
一、时代背景
想要对拉维莱特公园进行探索，便不能忽略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需对法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人文环境进行分析、思考，特别是自二战以来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发展情况。多元的历史背景对公园的诞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客观影响。
（一）社会背景
1.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现代园林景观得到了发展契机，但“法国随后陆续经历了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一战、二战”。频繁的战争对法国的建设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法国经济也由此停滞不前。园林景观发展遭遇瓶颈。
战火消弭后，法国政治依旧风雨飘摇，频繁的换届使政局极为不稳，僵化的社会制度严重打击了建筑设计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之后，逐步进行各部部长的人员调整，政治家被文职人员及技术人员替代，文官体系形成，这对法国艺术及文化的发展提够了必要的前提。随着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法国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环境保持稳定，法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为风景园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成长环境，也为风景园林的設计创新提供了可能。
2.社会文化背景：1968年，法国等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自二战结束全力发展的三十年黄金岁月后，整个欧洲社会进入经济增长缓慢期，在看似祥和的表面下风云不断。其中，僵化的教育体制使得很多学生无法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更是加深了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精神危机愈加深重，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期，布拉格之春、中国文化大革命、美国嬉皮运动、民权运动等政治事件对法国年轻一代震撼深刻，于是以学生为首反主流文化的时代到来，全国范围内响起了一片改革的声音，在此时大量优秀艺术家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革命结束后，相当一部分革命骨干在今后的日子中逐渐成长为法国乃至欧洲各大学、各学术机构的中坚力量，这为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进步提供了可能，为新型城市公园的诞生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文化、思想力量。
（二）设计思维的发展
1.后现代设计思维的兴起：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发展带来了可能，但持久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笼罩着世界，人民的生活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极为巨大的刺激及影响体现在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人们对往昔推崇备至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层次的怀疑，于是萌发了对于权威及主体价值观的全新探索。随着战争经济的恢复，科技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济水平的提升与精神世界的匮乏所带来的不平衡使人类渐渐意识到精神建设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以往不予置否的科学也有其缺漏之处，于是现代主义的动摇，后现代主义渐渐崛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意识到以现代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化风格人文关怀欠缺，于是不同建筑师大胆创作，发展出独特又多元化的后现代式建筑。同时，建筑师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也推动了后现代设计思维的兴起与转变。
2.解构主义的兴起：由于人们对西方几干年来贯始至终的哲学思想的统治及镇压极度不满，解构主义于上个世纪60年代于法国缘起。人们从现实世界的斗争活动中获得勇气，对以往被视为圣神不可侵犯的哲学观念发起挑战，对形而上学的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大胆颠覆。
解构主义是对于整体世界权威的一次反叛，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了关于权力、权威、文化、宗教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反思，人们不再盲从于绝对权威、绝对意志，对往昔一切不容置疑的绝对发起质问并试图寻找答案，这是社会或者文化领域解构的正式开始。
随后解构主义在电影、文学、建筑等领域全面爆发。解构主义极大迎合、激发了那些追求自由的人。如果说结构主义就是形成某一系统性的理论，那么，解构主义就是将现象之间的关系链拆散，从而颠覆理性、颠覆现代性。
后现代设计思维及解构主义的兴起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设计学习者及工作者，也成为了拉维莱特公园诞生的理论基础及思想基础。
（三）现代城市公园的诞生
最初，由于定居下的游牧民族对于先辈自由生活的怀念与向往，于是他们通过造园手法将过往游牧记忆引入生活之中，园林艺术由此诞生。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对于园林的重视逐渐加深，进而形成一大批优秀的造园师及优秀园林，但此时园林仍为皇室私有。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园林逐渐走向公众，因此早期公园多为皇家园林改建。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科技的发展解决了许多造园限制，为设计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批人口涌入城市，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传统公园已无法承载公众对于公园的需求，符合多元背景的新型城市公园建设迫在眉睫。
十九世纪中叶一些发达城市开始出现城市公园，随后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提供娱乐休闲的活动场所、减少城市污染，人们开始将自然风貌融入城市公园建设之中，以弥补城市生活之不足。随着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公园建设逐渐成为城市发展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独立建设项目，现代城市公园以广大市民为服务对象，紧贴城市发展脚步，不仅以优化城市环境为己任，更承担起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转变而造成的客观社会变迁对于城市公园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20世纪以来，经济飞速的发展使得城市化进程加速、物质建设逐年提升，进而导致城市急剧膨胀。于是在新旧冲突矛盾突出的多元背景下，传统的造园技法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需求，急需对传统的设计手法进行创新，新型城市公园应运而生。
随着现代主义的觉醒，大量优秀的景观设计作品由优秀的景观设计师、建筑师设计修建，这为新型城市公园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其中拉维莱特公园具有典型代表性，可以为多元背景下新兴城市公园设计提供积极有效的借鉴。
二、伯纳德·屈米
（一）设计师生平：伯纳德·屈米是世界知名的建筑师、理论家、教育家、评论家，也是当代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是先锋建筑理论的推进者及执行者。
屈米1944年出生于瑞士洛桑，父亲是瑞士人，母亲是法国人，这样多元的家庭背景使屈米自幼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屈米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这使得屈米可以较早接收到全面、先進的建筑教育，而母亲关于文学及哲学的影响也使得屈米内心极具人文关怀，同时屈米本人对于电影及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屈米认为许多建筑问题可以在电影及文学中找到答案，这些都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9年伯纳德·屈米毕业于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ETH）建筑学专业，在这里他接受了规范的现代主义建筑教育。I970-I980年屈米在伦敦AA建筑学院任教，由于巴黎五月风暴的影响，屈米进行了关于建筑本体的思考，“没有建筑不存在事件、运动或活动”的观点贯穿于屈米的执教生涯，执教期间屈米尝试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并与先锋设计师交流合作。随后，屈米前往纽约发展，并将作品在画廊、展馆展出。1980-1983年屈米任教于纽约柯柏联盟学院，1988-2003年担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保护研究院的院长，目前是研究生院建筑学教授。
屈米持有美国和法国的建筑师执照，并致力于理论创新的建筑实践。将屈米最初的理论探索第一次最终落实的就是法国巴黎的拉维莱特公园。随后屈米陆续参加了众多大型招标项目：希腊新卫城博物馆、法国国立当代艺术工作室、巴黎动物园等，这些项目屈米都努力地践行着他的设计理念。
（二）伯纳德.屈米核心理论：屈米认为“没有建筑不存在计划（Program），不存在运动（Action），不存在事件（Event）”。屈米反对过
分关注建筑造型，而忽略建筑功能，关注建筑中发生的事件与运动，建筑不是为了特定事件而存在，而是适合事件展开的存在，拉维莱特公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屈米运用解构的手法将想法与语言注入建筑之中;随后，屈米意识到“矢量”与“围合”这两个元素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一直存在于建筑设计之中，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其理论;在第三个阶段屈米着重关注观念与环境于建筑设计的作用，原先屈米一直坚持观念决定建筑，但在随后的实践中，屈米意识到是环境条件把他引向观念，建筑无论如何是无法脱离环境而存在，应将环境因素和城市肌理纳入考量，而不仅仅是建造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三、巴黎拉维菜特公园案例分析
（一）项目背景：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最为激荡的一个时代，八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本着以提升城市生活环境为目标的法国巴黎如火如荼地投入到了现代化城市公园的建设热潮之中，法国在积极探索与二十世纪城市相适应的城市公园。但“由于单方面强调城市公园于卫生保健方面的功能”，忽视了人文建设以及造园手法的设计创新，市民对于干篇一律的城市公园产生了审美疲劳，这使得城市公园使用效率大打折扣。于是，为了适应多元背景下新型城市公园建设发展的需要，巴黎设立了革新传统造园理念、创建符合现代城市特征的城市公园建设目标。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拉维莱特公园诞生了。
拉维莱特公园项目是“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九大巴黎建设工程之一，因此要求甚高，需要将拉维莱特建设成一个独具魅力的、符合21世纪发展需求、并且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新型城市公园，它既要满足人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同时又是集娱乐、休闲、运动、科学教育、文化体验、艺术探索等多方面功能的开放式的公园，并建设成巴黎地标式项目，吸纳世界各地游人。
1982年法国举办了公园的设计竞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建筑师屈米的方案中奖。
（二）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理论及技法：拉维莱特公园占地33公顷，不仅是巴黎市区内最大的公园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如此体量的城市公园也是极为少有。城内的环城公路和两条途径的地铁线将公园与巴黎市区紧密连接，同时，公园园址上有两条运河，运河纵贯公园，将全园一分为二，这些是建设场地上无法避免的考量因素。
虽有诸多的限制性因素，但屈米在最初的方案规划中却刻意忽视公园园址情况，也不是首先从周边环境入手进行考量，而是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进行演练及规划。同时，在项目诉求中要求公园内要包含音乐活动中心、露天剧场、展厅、影院、科技活动中心、餐馆、健身俱乐部等场所，使得这一项目在一般的公园风景建设之上更加注重娱乐、文化、教育的开展。在屈米的理念中场所与活动的关系才是建筑的核心，即空间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屈米为空间及其用途定义了三种关系：互惠（空间与功能完美契合）、对立（空间与功能不匹配）以及中立（空间可承载不同的功能）。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建筑可承载的功能大大提升，建筑设计不再是将业主的功能需求不加修饰地、直白地转化为建筑设计，而是通过建筑功能的叠加与合并，进一步探索事件再现模式，即功能展开模式，从而最终实现与当代城市多样性发展本质的契合。
伯纳德.屈米更加注重城市与公园的关系，公园不可脱离城市发展而存在，屈米的理想不是建立一个个人标签式的公园，而是将公园视为是城市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适应巴黎未来的城市发展。
（三）点、线、面的解构与重铸：在实际项目中，理论研究与现实情况总是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拉维莱特公园也不例外。“在这个有负担的地块里，项目不会引入其他无关的元素增添混乱。”屈米认为，建筑必须在其预计功能及实际功能之间产生一定的错位，他用电影艺术中提出的间离概念来解释这一观点，间离概念是指演员和角色间存在非同一性，即各自独立性，在建筑项目中，建筑和计划之间也可以存在一定的错位或是差异，例如影院可能看起来不像影院，展厅可能看起来不像餐厅。
设计师需要通过巧妙设计对现有环境进行干预，以调节他们的项目与最初构想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实现设计的连续性。有组织的结构立足于项目的整体环境，甚至可以不存在中心或等级，进而独立于使用而存在。
1.点：在该项目中需要一个抽象系统用来调节场地，可以摆脱现实使用中的条件限制，并且可以巧妙结合周边环境，进而产生间离效果。在拉维莱特公园中，屈米构建“点格网”作为抽象参考，建立领域场地和使用者需求间的间离效果，实现结掏组织间的理想规划。具体做法是：在园址场地中有规律地布置点网格，把要求的功能分配至整个地块，分析地块现状和对应功能的契合度，然后将事件分布进布局。这个设计思路极大地拓展了场地的使用效率，功能承载力大大提高。
首先，是對公园形体的推敲。屈米用边长为120m×120m的正方形平铺在基地上形成网格。其次，根据园址的实际情况规划公园的范围、确定公园的出入口，从而适应园址错综复杂的现实条件，满足多入口、多流线的功能要求。然后，根据已形成的网格构筑柱网，将网格中的点抽离出来组织成柱网，柱网中的每一个点视为“空间叙事点”，在每一个“空间叙事点”设立一个10.8m×l0.8m的构筑物。最后，将重要的点连线形成全新的路径并划分功能区域，进而实现整个公园的结构划分。
然后在每个点上建造构筑物，最终有40个构筑物出现在拉维莱特公园之中。根据之前的网格推导，每个功能区域的结构尺度大致为120m乘以120m的正方形，功能区域内相应点上的构筑物展现不同的建筑形态、实现不同的功能需求。同时屈米将框架结构的理念融入构筑物的设计之中，并且在外轮廓线上采用亮眼的红色，红色在公园中极其跳跃，起视线引导之用。
2.线：在“点”系统中，附有顶盖的通道构成了“线性”元素，并勾连起“点”结构，贯穿整个公园。在“线”系统中，在柱网形成的直线之上加入了大曲度的圆滑曲线，曲与直相互配合，实现公园道路结构的均衡。蜿蜒曲折的公园步行道，是根据游人的景观视野动线设计的，正是这条弯曲的路线将公园中所有的景点串联了起来，这实现了屈米“主题公园走道”的设计理念，它打破了轴向路线的拘束感，实现人在活动过程中的机动性，进而促进各个构筑物间的联系。在“线”系统中附有顶盖的连廊长达900米，与直线系统一起形成公园的主干道，其次，主干道上设立了许多圆弧形的小道，这些小道在满足构图需求的同时，密切了“线”系统间的联系，它们将设立在“点”上的一系列构筑物紧密串联。
3.面：经过“点”的构造和“线”的切割拉维莱特公园形成了不同的“面”，在“面”系统上屈米安排了大草坪、硬质铺地及多个主题花园，丰富的形式使花园可以容纳更多的流动人员，也可以承载更广泛类型的活动。此外，“面”系统被设计成不分等级的结构，这些结构不是简单的功能堆积，而是一种可以实现更多计划的结构，无级划分还可以保留由计划所形成的建筑之间最简单的因果联系。“面”系统的存在极大拓展公园承载计划的能力，虽然每个面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但与“点”系统、“线”系统的联系使其彼此更加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拉维莱特公园的多样性。
“点”、“线”、“面”三个系统各自独立、彼此平等，但又互相依存、不分主次，三者的巧妙结合构成公园的总体骨架。
（四）拉维莱特公园的叙事性特征：屈米认为建筑中的事件不是线性单一地展开，我们感受或体验建筑时，个人经历和主观意识会给每个人带来不同的建筑感受，就像“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而不同的建筑感受又会影响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干变万化的事件。因此即使建筑的构建方式是线性的、单一的，人们的感知、体验也仍然是非线性的、复杂的。就如电影、文学中，单一的故事无法形成完整的叙事框架，建筑也从来不会仅仅满足一个功能需求、实现一种事件开展。这也正是拉维莱特公园的叙事性特征。
屈米利用解构思想，论证建筑和计划之间、建筑和意义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在“纯粹”的建筑中，计划通常被取消或者在最后的环节才被重新纳入考量，这种过分关注建筑形式而忽略功能需求的设计方法是片面的，计划或者说建筑功能也可以利用解构的思想被解读、重写，从而实现使用功能的拓展与延伸。在拉维莱特公园，屈米将建筑中的计划通过扭曲、打断、重组等方式进行着解构，因此赋予每一个事件无限发展的可能。
结论
（一）拉维莱特公园案例总结：时代因素对拉维莱特公园的诞生有着不可避免的客观影响，这是探讨、研究拉维莱特公园的关键。正如前文所言，当时打破思想桎梏、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激荡多变的政治背景，以人为本、追求自我的思想潮流，都对拉维莱特公园的诞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设计师的个人因素为拉维莱特公园的诞生提供了推动力。屈米对电影、文学、建筑、流行艺术等方面都深入的研究，并且认为跨学科的理论碰撞能激发更大的创造力，“我对探讨专业边缘地带感兴趣”，“建筑学的边缘——它的临界地带，是最有意思的地方”，这样的开拓性使得屈米的作品更具前瞻性及开拓性。同时，屈米本人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屈米以哲学为出发点，结合对社会客观规律的分析和思考，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向和研究方法。
拉维莱特公园，这个开放的城市公园一经问世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园的设计打破了传统的造园模式，使造园理论及手法更适宜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提高功能效率的场所及各色活动设施为拉维莱特公园吸纳了世界范围的游客，并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开放的场地和尽兴活动的可能，这些活动引起人们更多的期待。除了设计手法的转变及实际使用的优化，屈米更希望通过他的全新设计理念引发人们对于建筑内涵及社会适配性的思考，在拉维莱特公园中，屈米没有给任何抽象的建筑以唯—的功能定义，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要求为这些建筑定义属于自己的功能。屈米希望每一位造访者都有自己对于公园或是公园内建筑的独特理解、独特阐释，而这些阐释又可以演变出全新的解读，如此循环叠加，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建筑的功能多样性，使人成为丰富空间的驱动力，通过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实现建筑功能的延伸。
这样的创新实践使得公园摆脱其固有模式的桎梏，在有限空间上极大地激发场地潜能，开拓出多元背景下城市公园建设的全新模式。虽时逾30年，其理论及设计手法的创新仍对当下城市公园的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启及影响。
（二）新型城市公园设计展望：拉维莱特公园的独特创新性对新型城市公园的发展和理论推进影响深远。屈米认为，设计师的设计出发点应是源于对于建筑自身原则的发问。屈米不再将建筑视作静态的结构，也摆脱了单一功能对于建筑设计的桎梏，屈米将人及人所带来的社会活动的影响纳入建筑空间的考量，并从这一点出发为建筑重新定义：建筑不能与在其内部发生的事件分离，即建筑不能与其功能分离，不能与人的活动分离，屈米借用电影、文学的概念，提出建筑的叙事性，并通过设计手法的创新，将解构主义思想引入建筑理论，实现建筑与功能间双向探讨的效益最大化，同时屈米对于流行艺术、电影、文学等边缘学科的研习与应用使得其全新的理论在传播上具有更大的普适性，这对于新型城市公园的整体发展有重要启示。
同时，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在眼球经济几乎要成为建筑导向标的当下，人们过分追求视觉效果，大量设计师致力于建造极具个人特色的“里程碑”式建筑，使得设计为形式所绑架，在追求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怪圈中忽视了与城市发展的适配性，这也就失去了建筑本身所追求的东西。伯纳德.屈米始终主张“建筑最重要的是先让自身成为一种认知的形式，然后才是关于形式或者视觉效果的认知”，这一点值得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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