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包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生产力以奠定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防止两极分化，从分配环节确保人民物质利益的实现；保持国家稳定，促进世界和平，为改善民生创造良好环境。新时期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围绕着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问题而展开，辩证观察和处理人民生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着力点在于解决温饱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关键词：新时期； 邓小平； 民生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8）07－００15－０4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民生问题始终牵动着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心。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直对此极为重视。他经常告诫全党：“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他把民生问题放到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相联系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内中蕴涵着许多发人深思的精辟见解。现阶段学习与研究新时期邓小平关于民生的论述，对于理解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
民生问题自古就是一个社会的重要问题，但不同的社会和政党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在旧中国，统治阶级当局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始终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得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态。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民生问题才真正受到关注。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的初步确立，为我国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社会制度前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总体上改善了我国的民生。但是因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左”的错误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个体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2]因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十分重视民生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邓小平这一时期不仅继续着力于改善总体民生，藏富于国；而且花大力气在藏富于国的基础上竭力改善个体民生，以藏富于民。他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论述。
第一，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他认为，搞清楚这个问题是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人们不敢追求富裕，机械地、形而上学地把富裕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结果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住不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搞清楚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以后，他又多次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社会主义应该是富裕的，而且是共同富裕。“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更以简短明晰的语言，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做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言简意赅，石破天惊！这一概括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纠正了过去“穷社会主义”、“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错误观念，蕴涵了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观点。
第二，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不断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长久过程。与此同时，作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但毫无疑问，这一制度已经初步地然而又是有力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后来，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反之，不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不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完全巩固。
第三，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所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立党宗旨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党的立党宗旨就是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具体到当代中国就是要消灭贫困，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正如邓小平所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然而，“我们过去墨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2]因此，我们“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增加生产力总量，创造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第四，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人民跟着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是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也是基于对自身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果共产党执政后，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党的凝聚力就会削弱，威信就会下降，就会从根本上削弱党群关系的基础。正因为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他还举例从正反两方面对这个问题予以展开说明。一方面，“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作者注：1980-1990）有发展，发展很明显”。[2]“发展很明显”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另一方面，“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2]
基于上述认识，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在《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谈话中曾强调：“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1]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也正是这么做的。他时时刻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包括衣食住行。他认为，只有衣食住行等问题解决好了，群众才能觉得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在全国工会九大上，他要求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督促和帮助企业、地方行政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卫生条件”等。1978年，他在辽宁视察时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关心群众的住房问题，先后视察唐山、天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居民住房建设，都以对人民深深的爱、对人民生活切实的关心，善意地对新建住宅提出意见，使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二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怎样才能改善民生呢？换言之，改善民生的途径和条件是什么呢？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当代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观点。
第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认为，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来说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2]邓小平做出这样的道路选择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更是因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 [2]“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的有志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 [2]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不能摆脱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而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他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1]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有物质基础。“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2]“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2]为此，邓小平制定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首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其次，明确提出走向富裕的“三步走”战略步骤。他设计的“三步走”战略，每一步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大局。”[2]再次，制定了先富与后富、后富与共富的发展规划。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受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以及区域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据此，邓小平认为，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应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针对过去分配上出现的错误，一针见血地指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2]因此，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同时还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具体说来：一是实现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邓小平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的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对个人来讲，一种合理的分配关系应该促使人们勤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才有激励，才会有竞争。如果勤奋的和不勤奋的、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领一样的工资报酬，那是相当危险的。二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往往被人为地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了集体利益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这在客观上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因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 [1]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他强调：“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2]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多种所有制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存在着产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邓小平晚年十分关注这个问题。1993年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深刻指出，12亿人口怎样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邓小平反驳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公平牺牲效率的选择模式，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第三，保持国家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创造一个有利于民生改善的良好环境。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他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了稳定与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1]1987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中国主要的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2]1989年，面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势，他再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里实际上说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民生的改善无从说起；二是在改善民生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需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来保障。
既然稳定对于民生的改善如此重要，我们怎样才能保持稳定呢？邓小平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实行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以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保持社会稳定。
改善民生除了稳定的国内环境外，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不可缺少的。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争取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主要有：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等等。
邓小平在说明逐步改善民生的途径和条件时，还特别强调艰苦奋斗的重要作用。因为我国国情决定了要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经历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2]这就是说，由于我们穷、底子薄、困难比较多，也就是说我国生产力还落后，国家财力还不足，因而造成我国科技、教育落后，基础工业和农业薄弱；这些又反过来制约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因此，我们要大幅度地改善人民生活，首先就必须打破这个致穷的恶性循环；而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就只有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继续艰苦奋斗，才能抽出足够的财力来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这才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出路。
三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具体、最重要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曾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3]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面对重大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理论。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民生思想体现了时代性，充满了创造性，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对民生问题的观察和处理紧密围绕着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民生问题主要是城乡居民的衣食之忧。究其原因，有旧中国遗留的民生问题历史旧帐还未算清，但更多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深有感触。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科学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人民生活的角度对此进行解读，可以发掘四层意思：一是社会主义是富的，而不是穷的。社会主义就应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二是改善人民生活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一贯的观点和基本原理。三是要建立有利于民生改善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四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共同富裕。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民生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是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
第二，辩证地观察和处理人民生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民生不可分割，互为前提。邓小平始终强调发展之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1]“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1]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离不开改善人民生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作者注：1980-1990）有发展，发展很明显”。[2]“发展很明显”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民生事业相互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的拥护，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第三，对民生问题的观察和处理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邓小平在确立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方法和目标时，依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生活目标的追求有明显的差异。比如，社会发展处于贫困或温饱阶段时，人们所追求的是解决生存问题，满足人类生存的生理需要；当社会发展到小康阶段时，人们所追求的是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在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显然，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依然是共同贫穷的局面，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温饱阶段。我们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人民的衣食之忧，摆脱贫困。实践也证明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生问题的反应是合乎实际的。
由此可以看出，新时期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是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的完美统一。尤其是他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民生问题的思考是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他关于民生问题的精辟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和解决全面性、深刻性民生问题，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肖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