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1903-1975年)，字有三，号冷庐，河北高阳人，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先生著述宏富，学问精深，在目录学、版本学、敦煌学、图书馆学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其中以目录学方面成就最大。王重民著有《中国目录学史》、《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国善本书提要》、《国学论文索引》、《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文学论文索引》、《敦煌古籍叙录》等书目索引二十余种。
王重民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的，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在《论章学诚的目录学》一文中提到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时叉说：比章学诚稍前的有王鸣盛、金榜，比章学诚稍后的有黄丕烈、顾千里、龚自珍，都承接着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的传统，把这门学科正名为目录学。我们今天也称之为目录学。这是他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正是这两个基本观点，构建了王重民先生目录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1)建设目录学框架结构。王重民在建设目录学的框架结构上付出了相当艰苦的劳动。在1957年与朱天俊一起，写出了基本定型的目录学教材《普通目录学》。本书基本内容有九章三大部分：导言、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及书目工作方法论。该书系统论述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介绍了目录的种类、图书著录及编制目录的具体方法。尤其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不仅极其清晰地将“发展史”划分为五个时期(远古至汉代为第一个时期，汉代至隋代为第二个时期，唐代至清代为第三个时期，1840年至1949年为第四个时期。1949年以后为第五个时期)，而且对其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本书在以后的目录学教材建设中显然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2)重视目录学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是王重民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面，其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目录学史的研究置诸整个社会大系统之中，联系时代背景，从社会演进、文化积累和学术变迁的角度，对历代目录学家、书目文献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探求中国目录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一，结合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考察古代目录学家的学术成就。如对清代章学诚的研究，王重民在《论章学诚的目录学》一文以分析章学诚的生活、学术经历为背景。全面论述了章学诚目录学实践和思想的形成过程。王重民进一步评价了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方法和观点及其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他认为：“章学诚目录学和文史学的成就是从阅读并分析了丰富的文史书籍和资料，从编纂地方志与目录书籍的实践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是在与理学、考据学的斗争中逐渐认识了学术思想研究与图书资料的关系而成长壮大起来的。”其二，重视对历代古典书目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的考察。王重民对历代重要书目文献均有探究，如其所著《读(汉书·艺文志)拾遗》、《论(七略)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关于(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七志)与(七录)》、《(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千顷堂书目)考》、《论(四库全书总目)》等。对刘向父子校书编目活动，王重民既总结了其校勘定本、缮写清本、编撰叙录、构建目录等四步研究之法，又分析了《七略》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进而总结出古代目录学理论发展之大势。其三。结合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探寻图书分类法的历史演变，分析历代图书目录类序、提要的特点、价值和影响。首先，分类与编目是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重点，王重民在目录学史研究中，注重探讨每一时期的图书分类法。认为传统分类法从“七分法”演变至“四分法”，是随着学术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其次，王重民善于从历代图书目录的类序和提要中间，发掘与阐述古代目录学家的精辟论断；主张编目时应关注著录宗旨，尤其要对古今图书和学术思想的源流变化予以揭示，从而使读者明其原委，知其流变，明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对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历史书籍目录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本教材章下所设各节标目，既考虑到我国史籍发展的脉络，也充分考虑到各类史籍产生的先后顺序。试以第三章“古代中古和近古时期”为例，第一节：正史：第二节：正史的注释和补充：第三节：起居注和实录；第四节：故事、会要和会典：第五节《资治通鉴》、纲鉴和纪事本末：第六节：史料学的兴起。该教材突破之二是，史论结合，揭示了各个时期历史书籍目录学的典型表现及特征。例如在反映由唐末至清中叶的第三章“古代近古时期”中，将历史书籍目录学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及特征归结为四点：1、史料学兴起，为近现代学术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继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朱熹《通鉴纲目》产生广泛影响；3、史评家郑樵、章学诚的卓越贡献：4、章氏《史籍考》对古代史学的总结。该教材突破之三是，加强专科目录学基本理论建设。第一章“引言”内容显然是本教材理论部分，它侧重论述我国古代史籍概况及本书基本思路。如果说作为“理论部分”，这里的内容还显得比较单薄，有关论述也并未到位。那么在1961年修订本的“导言”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修订本不仅论述了历史书籍目录学的性质、任务，论述了历史书籍目录学与历史学、普通目录学之间的关系，还特别列举“四点”作为学习本课程的理论指导思想。《历史书籍目录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同类书籍的奠基之作。
着重探索编目工作的对象——图书的聚散及其过程是王重民目录学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一大特点。王重民每每于目录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对典籍聚散作具体的描述：藏书数量的上升或下降，藏书聚散的主要原因和藏书来源结构的变化。对于具体目录不以罗列大小类目名称为满足，而总是说明著录的藏书根据：若是官修目录阐明以政府什么部门的藏书为主，或者还补充其他什么样的图书，它与前代目录著录有何历史渊源；若系史志目录，则判别其为著录一代藏书之盛抑或著录一代著述之盛，以及后世有无补志；倘为私家目录，则必推究聚书的方式与过程，其与官修目录等所据藏书的互补性等。通过这样的稽核与讨论，不仅使读者得以了解图书目录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所著录图书的内容质量和编目方法的特征，而且还为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藏书分布和文献交流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图景，从而拓宽了古代藏书文化研究的视野，充实了研究的内容。王重民认为图书聚散和目录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故此他往往于目录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都要对典籍聚散的概貌作具体、详细的描述，分析藏书聚散的主要原因和藏书来源结构的变化等：对于具体目录，则不以罗列大小类目名称为满足，而总是说明著录的藏书根据。如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王重民对汉代藏书数量的上升变化及原因作了精辟分析：汉初大约七十年的时间是第
一阶段，实行“与民休息”，图书和文化教育事业也获得了恢复。汉武帝在位是第二阶段，国家出现了繁荣和兴盛景象……在全国范围内征访遗书。武帝以后的约八十年为第三阶段，政治经济达到了西汉极盛时期，同时图书目录事业也出现了极盛时期……并且第一次建成了系统目录。王重民把图书聚散的过程和目录学的发展是联系起来看待的。
在敦煌学领域，王重民不仅编撰敦煌遗书目录及搜集整理敦煌资料，而且对敦煌历史、文学、佛经等广加涉猎，多有研究成果，可谓成就非凡。王重民校勘写定刊布的敦煌遗书文献有《敦煌曲子辞集》和《补全唐诗》。王重民组织编写有《敦煌变文集》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撰辑而成。包括大量自己作品的《敦煌古籍叙录》。该书对敦煌学界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直到今天仍是一部好的参考书。发表的论文，多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敦煌论文集》、《敦煌遗书论文集》、《冷庐文薮》。其中《金山国坠事拾零》为系统研究金山国历史的第一篇论文，填补了归义军张氏之后至曹氏之前的一段历史空白。还有《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是系统地研究敦煌遗书中历本的总结性开山名作。《敦煌变文研究》则为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用新观念、新方法，分析研究敦煌材料的代表作。王重民既有成批的目录学、敦煌学研究成果，又编撰了大量书目著作。在系统的史料研究和广泛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从专题人手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为后来者系统研究目录学史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如王重民在巴黎代伯希和作敦煌遗书汉文卷子目录。自己随时做成卡片，其中有大量提要式札记，它就是《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伯希和劫经录》初稿，几乎没有改动。
1927年王重民开始了编纂论文索引的事业，为《国学论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和《文学论文索引》等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认为“随时调查国人努力之方向”、“应社会人士之急需”、“全国数千万册杂志得一纲领”是论文索引的重大功用。针对当时索引工作的状况，又建议编制期刊年度索引和多年积累本索引；提倡由各专门机构编制学科专门索引。这种工作经验和先进思想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自后国人乃知索引之利于科研，于是各大学及各种定期刊物，亦渐开始从事各种专门索引的工作”。
王重民研究目录学一向以实践为基础。“有三一贯主张讲究目录学，不可忽视对书目工作的实践”。正是由于他在国内外的考察和研究工作紧密联系实际，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和体会，他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才臻于成熟和完善。治目录学者，倘若仅谈理论而不讲实际，那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不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因此，在他的一生中，书目实践相当丰富，书目著作成果累累，《中国善本书提要》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巨著。
(1)规模巨大。王重民独自完成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反映他1939年至1949年写成的宋、元、明刻本及校抄本等善本书提要竟多达4000余篇!在所录善本之中，六朝唐写本、宋刻本60余种，金元刻本100余种，影钞宋元刻本、明抄本150余种，明代朱墨印本100余种。
(2)“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王重民一向极重“知人论世”原则。他研究前人学术成就，往往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把研究对象置于整个社会中去考察。本书不仅以精详的著录再现书籍之一般面貌，还以提要形式引经据典，提要勾玄，深层次揭示其内容。
(3)纠正与补充。《中国善本书提要》不同于一般的书目著作，它体例严谨，切中需要。凡是前人著录有失者，便一一纠正。仅以订正《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其中有正书名之误者。有正卷数之误者，有正种数计算之误者，有正撰人之误者。有正编者之误者，有正校人人名之误者，有正《四库提要》所属撰人年代之误者，有正《四库提要》所属原书内容起讫年代之误者，有正四库馆臣未见原刻而论断误者。纠正之外，凡前人遗漏者，还一一增补所缺。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有增补编辑人姓氏者，有增补撰书人籍贯者。《中国善本书提要》为研究史学史作了奠基的工作，为学术界开辟了新的途径。
